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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秩序的動蕩之中，我們迎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這場血腥的大戰源于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利益爭奪，但同時也以戲劇性的方式，集中凸顯了列強之間治理模式與發展道路的差異與沖突。不同的歷史發展基礎與地緣政治條件，加上資本主義固有的發展不平衡，帶來了列強發展道路的分叉，進而衍生出了相應的政治話語?？紤]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誘因之一是德國對英國霸權的挑戰，英德之爭，尤值歷史的回顧者反復玩味。

本文作者與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Graham Allison教授的合影

一百多年前的英德之爭，在今天還經常被用來作為歷史影射的素材。比如說，美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從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提煉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渲染崛起的強權挑戰守成霸權極有可能導致戰爭，其著作中濃墨重彩渲染的20世紀案例，就是德國對英國的挑戰。而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沖擊，也被類比為德國對英國的挑戰。^[1] 考慮到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在美國的形象，艾利森的類比當然暗含了對中國極其負面的看法。但是，英德之間的不同道路、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話語的對比，卻是值得我們細致討論的。尤其考慮到晚清與民國中國許多政治-文化精英對德國道路的重視，這樣的梳理與辨析更有必要。

英德兩國在許多方面具有親緣性：19世紀許多英國人與德國人相信，盎格魯-薩克遜人與德意志人的起源都可以被追溯到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中日耳曼森林里的那些自由的野蠻人；德語和英語有很多接近之處；近代英國人與大部分德國人也共享了新教的宗教傳統，在16-17世紀諸多德意志邦國曾與英國站在一起，反對羅馬天主教會與西班牙帝國；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皇室與大英帝國的王室也具有血緣上的親近，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但是，兩國的道路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現分叉。德國長期在英國壓力之下發展，通過不斷反思英國經驗而推進自身的發展，比英國更早從理論上總結兩國的發展模式與道路之差異。但英國也需要“他者”的形象來維持自己的身份認同。到了19世紀90年代乃至一戰，兩國輿論界在政治話語層面的對立，日益顯著。

一 地緣政治與歷史路徑依賴

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打著深刻的普魯士烙印。而普魯士又有著非常獨特的起源：中世紀參與十字軍東征的條頓騎士團在回歸歐洲之后，獲得了教皇的封授開辟東普魯士蠻荒之地。而這是一塊貧瘠的，缺乏天然屏障的土地，周邊強藩林立。條頓騎士團只能依靠教士的信仰、紀律和武德來捍衛自己的領地。在16世紀宗教改革的風潮中，條頓騎士團世俗化，成為普魯士公國，后又與勃蘭登堡合并，由勃蘭登堡選帝統率。而條頓騎士團的諸多精神和制度，也被用來改造勃蘭登堡的管理。

普魯士貧瘠而缺乏天然屏障，商品經濟落后，君主沒有足夠的資金，所以只能夠依靠加強組織的密度和強度來汲取資源，從而建構一個現代國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將普魯士的國家建構道路稱為一條“強制密集型”（coercion-intensive）道路，與西歐出現的依靠大量流動資金雇傭軍隊打仗的資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建國道路形成對比。^[2] 德意志地區當然也有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部分，比如漢薩同盟諸邦、巴伐利亞和萊茵蘭地區。但是，在德國統一的過程中，是“強制密集型”的普魯士依靠鐵血政策，征服了諸多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普魯士的精神，也就成為德意志的主導精神。

在1066年諾曼征服之初，英格蘭曾經是歐洲君權最為強大的國家，諾曼君主能夠迫使全國各級封建領主向其效忠，并收取“丹麥金”這樣的普遍稅收，這在西歐絕大部分地區是難以想象的。英格蘭國王長期在歐洲大陸擁有領地，參與歐洲大陸的霸權戰爭。英格蘭與法國的“百年戰爭”促進了英格蘭的國家建設。在16世紀，都鐸王朝宣布脫離羅馬天主教管轄，國王自任英國國教教主。但都鐸王朝在大陸爭奪領土頻頻失利，最終將重點轉向海外開拓，同時在大陸上實施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e）策略。這一戰略轉向使得英國從一個兼具海陸雄心的國家，逐漸變成一個海洋帝國。

光榮革命

海島是英國的天然屏障，使得其無需建設強大的陸軍常備軍即能維持基本安全。在17世紀上半葉，當英國君主試圖建立一支強大的常備軍之時，引發了議會的強烈反彈，進而出現君主與議會對絕對主權的爭奪；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英國確立了由“King in Parliament”（王在議會中）掌握主權的原則，后來進一步發展出了政黨內閣制度，英王從實權君主逐漸淪為“虛君”。

“光榮革命”鞏固了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在英國的寡頭統治，使其能夠更加殘酷無情地推行“圈地運動”，將失地農民變成不斷擴大的工業的廉價勞動力，而失去穩定生計的農民，也為英國的海外殖民提供了必備的剩余人口與強勁的擴張動力。海外擴張加上英國本土產業與技術的積累等條件，其結果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在英國，英國在19世紀成為“世界工廠”，其本土的經濟與廣大的殖民地形成一個循環圈，“日不落帝國”的地位如日中天。

二 經濟模式與社會政策

德國統一之后，英德兩國經濟逐漸呈現出不同的模式。19世紀后半期的英國大講自由貿易，相比于重商主義時期，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貌似大大減少，進入自由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而德國在統一后不久即推行貿易保護政策，政府為加速工業化，深深介入產業的組織過程，從而發展出了復雜的壟斷資本主義的模式。

在這一對比之中，一些差異可能僅僅源于發展階段的差異。英國在歷史上長期實行重商主義的政策，比如通過法案打擊競爭對手并壟斷航運利潤、支持東印度公司，實行關稅保護，等等。但經過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工業的競爭力自不待言，其農業也已經強大到能與國外農業相抗衡，英國可以通過降低農業關稅，換取向其他國家傾銷工業品，以賺取剪刀差。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可用以支持《谷物法》的廢除和關稅的降低。而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前一個世紀提出的理論，到了這個時代，才與英國實踐之間產生了顯著的呼應關系。

來自符騰堡的弗里德里?！だ钏固兀‵riedrich List）受到美國貿易保護實踐的啟發，于1841年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主張以國家為單位來思考經濟競爭，因此主張在本國工業發展壯大之前，建立關稅壁壘，實行貿易保護。李斯特生前在其故國懷才不遇，在死后才獲得重視。1873-1879年歐洲爆發經濟危機，當時法國與奧匈帝國都提高了關稅，德國作為農業國，其農產品面臨美國與俄國產品的競爭，而金本位也使得德國政府很難運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作為反周期手段。在此背景下，俾斯麥推動實施了關稅保護政策。俾斯麥此舉當然具有明確的政治意圖，即拉攏德國的容克地主與工業家，削弱工人的政治反抗。

到了90年代威廉二世時期，德國的工業已經足夠發達，卡普里維（Georg Leo von Caprivi）首相降低農業關稅，以換取周邊一系列國家降低自己的工業品關稅，這樣德國就可以向這些國家傾銷工業產品，賺取剪刀差。所以，在貿易自由還是貿易保護的問題上，德國在19世紀下半葉一度體現出來的與英國的差異，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斑_則自由貿易，窮則關稅保護”，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普遍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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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國相比，德國的農業與土地改革更具漸進色彩。英國的地主依靠國家機器，強迫農民服從圈地法案，一方面發展商品化的農場生產，另一方面將農民迅速變成廉價的雇傭勞動力。英國的做法相當激進，因此也造成了大量的無業游民，成為海外殖民的重要力量。而普魯士-德國的做法是逐漸改造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使之逐漸適應新的資本主義條件——列寧稱之為農業改革的“普魯士道路”。^[3] 在這個過程中，容克地主保留了經濟上的優越地位以及農民對于他們的諸多人身依附關系。德意志諸邦長期以來并沒有海外殖民地來吸納失業的農業人口，而是通過工業的發展，逐漸吸納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人口。德國的農業關稅保護，同時也保護了容克地主們的經濟政治地位。其結果是容克勢力在政治生活中長期保持領導地位，普魯士-德國的政治呈現出很大的保守性。

但是，時間差仍然不可忽略。德國的工業化是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面臨著發達國家的壓力，但同時也沒有發達國家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的障礙。經過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已經以自己的殖民體系為基礎，形成了一個經濟體系。英國本土的經濟運作發展出了與整個大英帝國體系相適應的模式——殖民地為英國工業提供原材料，大量產品又返銷殖民地。許多企業只要把原材料從殖民地運到倫敦，轉手一賣，就可以大發其財。但這就跟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房地產利潤過高抑制制造業相似，與帝國體系相配套的本土企業，也就沒有動力在彼此之間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盟。英國的金融體系亦服務于整個帝國體系，英國銀行可以放眼英國的全球殖民體系，尋找贏利機會，其結果也是缺乏在英倫三島上深耕工業的動力。

1871年統一的德國并沒有一個海外殖民體系來支持本國的工業。它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會，深耕其國土。在趕超英國的過程中，德國發展出了不同于英國的政商關系。簡而言之，在德國，政府、銀行與企業的關系更加緊密。德國政府鼓勵德國的銀行發展為兼具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特征的金融機構。而事實上，德國銀行作為工業投資者的角色更為突出，銀行家主要依靠自有資金而不是儲戶的存款來進行中長期的工業投資，甚至直接委派銀行職員擔任工業企業董事，影響企業的重大決策。而工業企業也通過銀行來獲取商業客戶。如此，德國的工業與金融系統實現了緊密的結合。

在企業組織方面，20世紀初訪德的康有為注意到德國存在著“工業連合之法”，上下游產業經常抱團，一起做大本國產業，擠垮外國同類產品?？涤袨樘岬搅嗽齑瑯I與鑄鐵業的聯合，而鐵路部門也盡力為這種聯合減少運營成本。^[4] 這些現象背后存著深刻的制度性因素。1878年德國頒布《德意志公司法》承認卡特爾組織的法律效力。德國政府與銀行都大力推動工業的卡特爾化。擁有一定規模的卡特爾組織有能力建立實驗室，吸引大學里的科學家來幫助企業改良產品，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技術創新。到了20世紀初，德國的經濟命脈已經掌握在一系列卡特爾組織的手中。

德國工業的迅速發展，與其教育體系的成功有很大的關系?？涤袨樵谄涞聡斡浿锌偨Y：“英人昔無工商專門學，故以百年工藝先進國驟為德國爭長，近亦師德而增立矣?！?sup>[5] 19世紀德國爆發了一場教育革命，其高等教育設立諸多工科專業，努力推進產、學、研的一體化。其結果是，工匠們所面對的技術難題，就能夠在大學里得到研究和解決。與之相比，英國的大學與工匠長期是兩條線，前者不研究工匠們在生產中碰到的問題，后者則缺乏高深理論的指導。

與此同時，德國大力推行中等技術教育，培養了大批技術工人，為工業化提供了優質的人力資本。在康有為看來，這使得德國之“學”具備了獨特的風格：“……使學問之理論與實業之練習合同而化，工人皆有新學之知識而創新改良，學人皆有實測之試驗而不蹈空泛論?！?sup>[6] 德國統一之后，德國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不斷增加。1913年德國設立威廉皇帝科學促進協會（今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的前身），德國政府在科技發展上的大筆資金投入，甚至讓英國皇家學會的研究者都深感羨慕。^[7]

在19世紀70年代，社會主義運動一度在歐洲風起云涌。面對社會革命的壓力，俾斯麥決定為工人建立一系列社會保險制度，以防止社會民主黨力量的壯大。在1883-1889年間，德國政府頒布《勞工疾病保險法》《勞工意外災難保險法》《勞工傷殘及老年保險法》，1911年，三法合一。 同年再推出《遺族保險法》《職員保險法》。德國政府又頒布了涉及軍官養老、士兵撫恤等問題的法律。到一戰之前，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其內容囊括了疾病保險、工傷事故保險、養老保險、婦女兒童保護險、遺囑險等，堪稱全球最為先進的社會保險制度。與之相比，在資產階級力量強大的英國，19世紀英國的工人運動主要成果還只是政治權利的擴大，社會政策成果有限。在20世紀初，英國輿論界贊許和羨慕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已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