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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模式的差異

在政治制度方面，1688年的“光榮革命”尚未將英王變成今天的“虛君”。英王仍然掌握行政權，參與立法，并對議會通過的法案具有否決權。但英國連續出現弱勢國王，導致了內閣制在英國的持續發展，行政逐漸脫離國王直接控制，而被議會多數黨產生的內閣掌握。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根據英國經驗提出“三權分立”理論，但嚴格來說，英國的政制并不是“三權分立”，英國議會分上下兩院，但選舉產生的代表構成的下議院在19世紀日益變成權力重心，盡管上議院對下議院立法仍具有否決權，但下議院多次威脅通過冊封新貴族法案，迫使上議院貴族臨陣退縮。到了1911年，上議院對于下議院的立法，僅具有極其有限的延宕否決權。下議院多數黨組織內閣，其黨魁擔任首相。多數黨內閣因此對于行政權與立法權，都具有極大的控制力。而哪個政黨能夠成為多數黨，又需要通過選舉來決定。19世紀英國經歷了1832年、1867年、1882年等多次議會改革，陳舊的選區劃分得到改變，擁有選舉權的選民數量有了非常顯著的增長。英國的議會制政體，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

到了19世紀，英國的君主基本上已經是一個虛位國家元首。盡管從理論上來說，國王仍然擁有立法否決權，但這一權力由于長期不行使而接近于消亡。正如英國憲法理論家白哲特(Walter Bagehot)以略帶夸張的方式指出的那樣：“如果兩院一致同意發給她（即女王——作者注）死亡判決，那么她也必須簽署它。”^[8] 至于統率軍隊打仗，更是英王早已失去的權力。

與英國國王/女王不同，身兼普魯士國王的德國皇帝并非“虛君”，而是名副其實的實權君主。皇帝頒發政府公文需要帝國首相的副署，但皇帝又可以自主任命與罷免首相與責任大臣，而不必顧慮帝國議會之中誰是多數黨，而這使得首相實質上是對皇帝而非議會負責。而在軍事事務上，除了軍事行政方面，皇帝行使軍事指揮權并不需要首相的副署。鑒于首相并不擁有軍事指揮權（盡管俾斯麥在軍隊中一度擁有很大的影響力），皇帝處于協調文官系統與軍事力量的樞紐地位。在俾斯麥領導德國的時代，人們可以看到首相行使著巨大權力，但這種權力有賴于威廉一世個人的自制與對俾斯麥的信任。在威廉二世親政之后，君相很快發生沖突，威廉二世于1890年辭退俾斯麥而未引起巨大的政局動蕩，本身就說明首相的憲法地位是多么脆弱。

德意志第二帝國實行兩院制，1871年4月16日公布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憲法規定，聯邦議會由帝國議會（Reichstag）和聯邦參議院（Bundsrat）組成。聯邦參議院由來自22個諸侯國和3個自由城市政府的58名全權代表組成，議員代表各邦，按照各邦的指令而非個人意愿投票。帝國議會則是由全德選民通過“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的選舉產生。帝國議會在帝國憲法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提出法案，尤其是財政法案，但相關法案只有經過聯邦參議院的通過才能生效。盡管憲法并沒有明文規定皇帝對于立法的否決權，但皇帝完全可以通過聯邦參議院實現自己對于立法的否決——普魯士的首相是聯邦議會主席，聯邦議會全部58個席位中，普魯士一個邦就占據了17席，同時作為帝國直屬領地的阿爾薩斯-洛林以及由普魯士管理的小邦瓦爾德克（Waldeck）也都會按照普魯士的意圖來投票；而否決一個議案對皇帝來說更是輕而易舉，因為只要14席反對就可以了。皇帝有權在聯邦參議院同意的前提下提前解散帝國議會，既然普魯士控制了聯邦參議院，皇帝提前解散帝國議會，就不存在任何實質上的權力障礙。

因此，就政治整合的模式而言，英國的政治中心是議會與政黨，而德國的政治中心則是君主領導的行政體系，議會只起輔助作用。而就政治的領導力量而言，英國掌權的是資產階級與新貴族的聯盟，其中工業資產階級的勢力不斷上升。而在德國，盡管工業的發展使得資產階級的力量顯著增長，容克貴族仍然牢牢掌握著政治權力，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力量在帝國議會中崛起——社會民主黨1893年在帝國議會中擁有44 個議席，到1912年即擁有110個議席，成為第一大黨。工人政治力量的崛起，進一步壓縮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空間，并使得資產階級向容克貴族靠攏，變得保守化。

四 話語塑造

到了世紀之交，英國與德國的道路與模式已經如此不同，但英國人與德國人是怎么表述他們之間的不同呢？在從德國統一到一戰爆發之前的大多數時間里，兩國的輿論相互之間還是比較友好的。但隨著德國力量的上升，尤其是自從德皇威廉二世上臺以來，兩國輿論界的負面評價也就不斷增加。

英國對德意志的印象變化與其自我認同的變遷密切相關，自從17世紀英國革命以來，對英國歷史的輝格派解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English History）對于英國的自我認同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話語將英國的自由追溯到諾曼入侵之前的盎格魯-薩克遜社會，而后者的源頭又進一步可以追溯到羅馬史家的塔西佗（Tacitus）的《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對于日耳曼森林中自由的蠻族的描寫，而這正是一個“高貴的野蠻人”的形象。^[9] 受此種族神話影響，德意志在英國的形象長期體現出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德意志是一片詩人與哲學家的土地，德意志人是一個不尚實利、充滿詩意、隨著音樂翩翩起舞的族群。^[10]

然而1870年普魯士在色當戰役中俘虜法國拿破侖三世，讓英國輿論界意識到了普魯士的軍事力量。盡管法國是英國宿敵，一些英國人仍然收回對普魯士的同情，強調普魯士代表了貴族統治、封建主義、神圣權利等野蠻的原則，對文明的法國發動攻擊。^[11] 德國統一之后，德國科技與工業突飛猛進，開始對英國產生一定沖擊。英國人曾經詆毀德國的商品都是粗制濫造，甚至要求德國進口的商品貼上“Made in Germany”標簽，以示區分。但是，德國的產業不斷升級，產品質量日益提升，呈現出后來居上之勢。英國輿論界最后被迫承認了德國工業與科技發達，甚至還羨慕起德國的科技政策、高等教育與社會保險政策——當然，羨慕同時也會帶來某種恐懼。但直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英德兩國關系仍然保持平穩。

但自從威廉二世上臺，逼迫俾斯麥辭職之后，英德兩國關系就不斷惡化。德國與英國展開海軍軍備競賽，威廉二世在1900年的“匈奴”演說（Huns Speech）、1908年的《每日電訊報》事件（The Daily Telegraph Affair）以及兩次摩洛哥危機等事件中的表現，都令英國輿論十分不快。許多英國人強調，德國如同一個由工業與技術武裝起來的現代野蠻人，它的政治制度和心智還是前現代的，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12] 有評論甚至將德皇威廉二世與被英國1688年推翻的國王詹姆士二世相類比。^[13] 而這些批評的基礎是一種“文明”（civilization）話語——英國自居“文明”，指責德國的種種“野蠻”之處。

威廉二世

而德意志人士又是如何看待英國的呢？自從拿破侖戰爭以來，英國經常是德意志各邦自由派人士傾慕的對象，后者認為英國提供了一條漸進的改良道路，比法國的道路更為優越。英國19世紀的議會制改革尤受贊賞。然而，經歷過自上而下改革的普魯士國家，治理狀況不斷改善，這給一些德意志人士帶來了某種制度自信。黑格爾在其對英國議會改革的評論中曾批評英國大大落后于歐洲其他文明國家，原因在于它的統治權力掌握在擁有大量特權的人的手中，因而與理性的憲法及真正的立法相矛盾。^[14] 市民社會中的特殊利益階層未經公務員這一“普遍等級”的中介而直接掌握政治權力，這在黑格爾眼中并不符合理性國家的理念。與英國相比，普魯士的治理，其關鍵在于代表普遍利益的公務員等級，甚至其君主腓特烈大王都自稱“第一公仆”。

18世紀，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并無惡意地稱英國為“店主的國度”（a nation of shopkeepers），這一說法在19世紀卻成為德意志地區的流行語，進而與一種物質主義、自私自利的英國人形象關聯在一起，在19世紀不斷得到加強。埃里希·馬克斯 （Erich Marcks）、馬克斯·倫茨（Max Lenz）與奧托·欣茨（Otto Hitze）等德國學者強調英國的帝國主義源于其物質主義追求。^[15] 尼采嘲諷英國人的功利主義，并視英國的政治制度為貴族精神墮落的典范。

德國人不斷強化Kultur（文化）觀念，而將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各國視為Zivilisation（文明）。1918年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出版的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將Kultur與Zivilisation之間的對立系統化。在斯賓格勒筆下，一個族群經歷的“文化”階段是生機勃勃、充滿創造力的，具有心靈的深度與廣度。但當人們失去創造力，只是消費文化創造的果實，只是在數量與外形上進行擴張，這時候就進入了缺乏生機的“文明”階段。德國思想家對Zivilisation的批判中當然包含了他們對德國的自我批判，但這種自我批判的存在，卻又可以被用來證明德國仍然保留著高貴的品質。

一戰進一步激發了德意志民族主義，德意志優越論盛極一時。1914年10月4日93位德國知識分子在一份題為《對文化界的號召》（Aufruf an die Kulturwelt）的宣言書上簽字，支持德國的戰爭政策與軍事制度^[16]；到10月16日，三千多名德國教授（全國教授的80%）在《德意志帝國高校教師宣言》（Die Erkl?rung der Hochschullehrer des Deutschen Reiches）上簽字，支持德國軍國主義，贊美“die Manneszucht, die Treue, der Opfermut des eintr?chtigen freien deutschen Volkes（紀律、忠誠、和諧自由的德意志民族的自我犧牲的勇氣）”。^[17]

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并沒有結束德國優越論。斯賓格勒在1919年撰寫的政論《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更集中地體現Kultur與Zivilisation之對立的政治意涵。在斯賓格勒看來，英國人是資本主義、物質主義、實用主義、個人主義的代表，他們有市民社會，但缺乏真正的倫理國家，其社會等級的劃分標準就是金錢財富；與之相比，普魯士主義是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它有著真正的國家有機體，有真正的按照每個人的內在品質分配地位的社會等級，有著服務于全體人的道德倫理。普魯士人因此生活得更加高貴。斯賓格勒甚至將馬克思主義都視為一種英國色彩濃厚的主義。^[18] 類似的德國優越論在魏瑪時期繼續流行，滋養著德國人對凡爾賽體系的深刻不滿。

五 中國是新德國嗎？

楊度所作《湖南少年歌》有云：“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近代以來，德國的發展道路與思想在中國發生過巨大的影響。這絕非偶然。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非西方國家中真正躋身列強的只有日本一個國家，盡管克里米亞戰爭后列強曾在名義上吸收奧斯曼土耳其加入所謂“民族大家庭”（the family of nations）。而日本模仿的榜樣就是普魯士-德國。一戰之前，德國國勢仍在不斷上升過程之中，這就給晚清的一些立憲派人士帶來普魯士-德國代表了世界潮流方向的印象。康有為甚至預測德國將在一戰中打敗英國，成為歐洲一體化的中心力量。^[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