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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文化-政治精英也并沒有因為德國在一戰中落敗而放棄對其學習借鑒，1919年魏瑪憲法誕生不久，就被翻譯成中文，并直接影響了中國立法者的制憲討論。作為一個后發展國家，中國很容易找到自身與德國歷史境遇的相似性。后發展國家的特點是，其發展過程中始終面臨著發達國家的沉重壓力，即便用盡全力解決了“挨打”“挨餓”問題之后，還面臨著“挨罵”問題。德國的趕超戰略曾給予近代中國以一定啟發，而德國知識分子對于先發展的西歐各國的批判，對于自身發展道路的解釋與反思，其思想的啟發力量，至今還沒有被窮盡。

然而，近年來，大量的“中國威脅論”話語試圖將中國代入20世紀初挑戰英國霸權的德意志第二帝國的位置，以英德之爭來類比美中之爭，生造出一個政治上自由民主、經濟上國家尊重市場自主性、奉行自由貿易政策的模式與一個威權主義、重商主義、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模式之間的對立，這卻是值得深入辨析的。這一類比暗示中國是一個咄咄逼人的挑戰者，本身就基于對事實的高度扭曲。

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放棄了俾斯麥在歐洲大陸通過結盟保持“均勢”的路線，謀求在全球范圍內建立對英國的“均勢”，積極推動全球殖民活動，體現出咄咄逼人的單邊主義進攻態勢。但中國恰恰是在后冷戰的國際體系下獲得了人類歷史上少見的持續高速增長，正因如此，中國沒有謀求劇烈改變當下的國際體系的動機，中國的國際體系改革主張是溫和與漸進的，重點在于倡導多邊主義，雖然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有所批評，但從未像當年的德國威廉二世那樣，要在全球范圍內謀求相對于霸權國家的均勢。

國際上有目共睹的事實是，突然提出大幅度修改國際規則的國家并不是中國，而是美國。2018年1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網站發布報告稱當初美國支持中國加入WTO是一個錯誤。然而，中國一直是努力適應美國主導制定的貿易規則，國內生產總值從2001年剛加入WTO之初的1.34萬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12.24萬億美元。這是人類歷史上極其少有的經濟增速。同期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從10.62萬億美元增加到19.39萬億美元，然而與中國相比，許多美國“鷹派”人士感覺便宜都被中國占了，自己國家吃了虧。而中國并沒有按照他們所設想的那樣，在搞市場經濟之后在政治社會制度上也向西方靠攏，中國經濟的增長反而鞏固了執政黨的地位。而這就讓美國長期宣稱的社會普遍發展規律在地理空間上面臨著一個很大的缺口，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于是，即便中國一再聲明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框架，但美國“鷹派”仍然認定，中國是居心叵測的國際秩序修正者（revisionist）。對付這樣的修正者，只能是“先發制人”，修改國際游戲規則。

美國著手修改國際游戲規則，首當其沖的就是其在冷戰后一手打造的自由貿易體系。特朗普總統打出了“美國第一”旗號，拋棄“自由貿易”旗幟，代之以“公平貿易”口號，不僅對中國，也對自己的一系列西方盟友發動了貿易戰，以減少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并阻礙中國的產業升級。美國自己拋棄“自由貿易”旗幟，但也不允許中國舉這面旗幟，反復指責中國不是合格的市場經濟體，違反國際貿易規則，干預市場自主性，猛攻所謂的“知識產權盜竊”和“巨額國家補貼”等問題。這些指責事實依據十分薄弱，但歐盟與日本政客的搖擺與對美國話語的附和，也使得中國堅持的“自由貿易”口號的效果呈現出巨大的不確定性。

美國“先發制人”修改國際規則的根本原因，仍在于自身失去優勢地位的恐懼。一個人口總和相當于發達國家人口總和的經濟體的崛起，在世界歷史上是前所未有之事。哪怕中國完全保持沉默，其不斷增長的經濟體量和不斷升級的產業，就已經形同“原罪”。正是這種恐懼在主導著種種話語的生產，從對中國市場經濟的抹黑，到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攻擊。將中國擺到當年德國的位置上，就是這種恐懼的產物。我們不能低估霸權力量的恐懼所帶來的話語生產能力。正如20世紀初的英德沖突所表明的那樣，即便英德兩國同屬于西方文明，即便兩國政治制度只不過是君主立憲制的兩種不同模式，也毫不影響英國輿論將德國政治體制貶斥為“野蠻”。作為非西方國家的中國，只能時刻準備迎接更大的話語風暴。

六 余論

“根治”霸權力量的恐懼幾乎是不可能之事——因為這意味著自我抑制乃至放棄本國的發展。然而，中國有必要、也有可能致力于消除第三方力量的疑慮。許多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與中國在根本利益上一致，但同時受到西方話語較大的影響，消除他們被植入的“英德之爭”的印象，頗為重要。需要反復辨析清楚的是，英德沖突發生在一個帝國主義時代，近代西方列強的發展乃是以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依附地位為代價的，19世紀德國的崛起并不改變這個基本游戲規則，英德沖突，終究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

相比之下，中國的崛起，是一個相當于發達國家人口總和的非西方人口大國，在一個仍然充滿剝削與壓迫的國際秩序中，通過本國人民的辛勤勞動而崛起，它客觀上沖擊了國際秩序中仍然盛行的種種“不勞而獲”的邏輯，因而也會引起既得利益者的阻擋，但這從本質上不同于一百多年前的英德沖突。

一百年前的德國最終因為“失道寡助”而落敗，而今日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如能“不忘初心”，堅持與渴望平等發展的大多數國家與民族站在一起，就會始終走在“得道多助”的道路上。即便有種種艱難險阻，中國的道路終將越來越寬廣。

注釋：

[1] 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pp.55-88

[2] 〔美〕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列寧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頁。

[4] 康有為：《德國游記》，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七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42頁。

[5] 同前注，第442頁。

[6] 康有為：《德國游記》，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七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41-442頁。

[7] J. Leonhard, "Constr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National Images: Germany and Britain,1870-1914," The Linacre Journal 4 (2000): 52.

[8] 〔英〕白哲特：《英國憲制》，李國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頁。

[9] Hugh A. MacDougall, Raci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 Trojans, Teutons, and Anglo-Saxons, Montreal: Harvest House, 1982.

[10] 一個典型的表述，可參見F. W. Maitland, "The Making of the German Civil Code,” H. A. L. Fisher Eds.,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vol.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p.475

[11] J. Morley, "France and Germany," The Fortnightly Review 8 (1870) :370.

[12] 大眾文化層面的德國形象塑造，see Richard Scully, "The Other Kaiser: Wilhelm I and British Cartoonists, 1861–1914," 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 Vol. 44, No. 1 (SPRING 2011), pp. 69-98。

[13] 71“Germans and Their Kaiser,” Contemporary Review 71 (June 1897): 805.

[14] Hegel, "The English Reform Bill," in ?Thomas Malcolm Knox & ?Z. A. Pelczynski trans., Hegel's Political Writ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300

[15] J. Leonhard, "Constr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National Images: Germany and Britain,1870-1914," The Linacre Journal 4 (2000): 57-58.

[16] 宣言書全文參見：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pdf/deu/817_Bernhard_vom_Brocke_156.pdf，2018年6月25日最后訪問。

[17] 宣言書全文參見：http://histmath-heidelberg.de/zitat/erkl1914.htm，2018年6月25日最后訪問。

[18] [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決定時刻：德國與世界歷史的演變》，郭子林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版，第176-263頁。

[19] 康有為：《示留東諸子》，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八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頁；康有為：《大同書》，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七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頁。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經略網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