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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支振鋒】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一種前所未見的病毒，威脅了無數同胞的生命健康；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攪亂了春節的安靜祥和。跟17年前的“非典”疫情一樣，國家領導人親自部署、親臨一線，醫護人員不怕犧牲、堅守崗位。無數“最美逆行者”為了千百萬同胞的生命安危，甘為死士，以大無畏的精神自赴險境。疫情面前，勇敢堅韌、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再次彰顯；民胞物與、守望相助的民族美德迎寒綻放。

但不同于2003年“非典”的是，這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是在人類進入信息社會、信息傳播進入web2.0和自媒體時代之后的一次全國性傳染病疫情，輿情治理也在疫情防控中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和更加重要的意義。

一、公共輿論與輿情治理

輿情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提法，類似的提法在西方是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當一個有影響的事件發生時，社會公眾可能會圍繞事件進行討論。當討論達到一定的范圍并持續一定的時間，就可能會形成公共輿論。

公共輿論的形成有很多影響性因素。影響性的事件是基礎，這個事件可能是公開發生的，比如一項新的公共政策；也有可能是不公開發生的，比如古代的宮廷內斗。社會公眾的討論可能是公開的，比如改革開放之初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也可能是不公開的，比如特朗普上臺后，白宮內部對他的執政風格與政策也存在私下的議論。

但即便是不公開的私議，最終也會產生公共性的后果，并有可能轉化為公開討論。而且，重要的是，這個事件要能引發社會公眾的關切，或者讓他們覺得與自己的利益有關，或者會引起他們的興趣。因此，公共輿論實際上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它描述的不過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

公共輿論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它在公共討論中所反映的思想、認識和觀點卻并不一定是完全客觀的。在美國學者李普曼看來，公共輿論提供給外部世界的，往往是一個“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1】是由媒介經過選擇加工的符號化現實。因此，公共輿論并不是對現實“照鏡子”般的全息投影或者完全真實的再現，而是經過了公共討論生產者、傳播者、編輯者與傳播平臺共同加工之后的“信息”。在“事件-現實”與“輿論-信息”的轉換中，客觀事件的某些因素可能會被忽略或裁剪，客觀事件未必具備的因素也可能會被添加進來，因此公共輿論與客觀現實會有偏離。

《輿論》書影

但公共輿論會對社會大眾、公共決策產生巨大的影響。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在做出決策時，都需要依據相關信息來做出判斷。理論上講，信息來源越多元，信息內容越豐富，對信息的分析利用越科學，決策就越合理，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而，就在這里，悖論發生了。在很大程度上，“信息”實際上是他人已經做出的判斷。由于人們具有的從眾和隨大流的天性，有時候可能會不再依據自己的信息與觀念，轉而依靠別人提供的信息來做出決定。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自己做出判斷，提供信息，就可能會產生“社會流瀑”或“信息流瀑”效應，導致好像公共輿論很活躍，但實際上真正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往往是少數人。【2】在這個過程中，一般來說，有組織的宣傳和有影響的意見領袖，對公共輿論具有較大的塑造和影響能力。

輿情屬于公共輿論的范疇。跟較為中性的公共輿論不同，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下，輿情具有一些鮮明的傾向性特征。輿情中的影響性事件，一般要么是政治性事件，要么是可能發生政治性影響的事件；它們往往跟體制機制、公共政策、官員表現、公共秩序、意識形態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輿情是重大公共政策的伴生物，在發生災禍等突發事件時，更易爆發輿情。

值得重視的，政治謠言往往會隨輿情而流行。秦朝末年，天象異常，“熒惑守心”，有流星墜落東郡，謠傳說留下的隕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引發始皇震怒；【3】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之前，起義者制造“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流言；隋煬帝時期，民間流傳“桃李子，得天子”；元朝末年，黃河工地上流傳“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明朝建文帝時期，民間據說也傳唱著“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的政治寓言。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輿情的產生肯定不是偶然的，背后體現的其實是不同政治團體的利益訴求。

盡管輿情中有信息的傳播、理性的反思、善意的批評或者中肯的建議，也可能有無意義的情緒宣泄，但政治謠言往往是輿情中非常重要的內容。“謀求一己之利者”、“嘩眾取寵者”、“追求政治利益者”、“惡意中傷者”，【4】都可能是謠言的制造或傳播者。

因此，無論是出于對民意的回應，還是社會的長治久安，輿情治理都是任何一個國家必須嚴肅對待的任務。【5】我國自古有“以觀風俗，知得失”【6】的傳統，有著豐富的輿情治理的歷史實踐與制度智慧。對于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新中國來說，重視輿情，通過輿情治理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更是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