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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波：答案非常簡單，中國的軍事開支盡管總額已位居世界第二，然而這個開支一直保持較低的水平，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這是我們自己的錢，我們付得起。中國致力于在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一支世界一流軍隊，我不會怯于把這一目標告訴在座各位。雖然中國軍事力量發展迅速，但我們并沒有用我們的力量攻擊過任何國家。未來是否能一直保持和平局面的確是一個問題，鑒于美國已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我們未來面對的情況將與過去不同。不過我們還是希望能保持和平，沒人可以否認中國的崛起至今是和平的這一事實。

丹·史密斯：托馬斯，你可以否定剛剛周波的觀點，如果你真想這樣做的話。

托馬斯·卡拉克：不，沒有這個必要。

丹·史密斯：美國和中國互為對方重要的貿易伙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他們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然而在過去10年里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那就是這種關系已經不復存在。你作為美國的意見領袖之一怎么看這個現象？另外你怎么看中國的軍事崛起？

托馬斯·卡拉克：中國正在一些關鍵領域加強自己的軍隊建設。至于中國應該做什么，我希望看到透明度的提高，我不是要求他們限制自己的軍力發展、降低軍費或者撤銷某些軍事部署，解放軍手里到底有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做到透明就是很好的第一步。然而當你從整體看中國的崛起、從常規軍力的角度看中國軍隊，這又讓我想起他們在南中國海的一些向外推進的舉動。他們沒有作出類似侵略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那樣的事情，可是他們在本地區做了什么？他們的行為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產生了什么影響？

畫外音：南中國海海域蘊藏著豐富的石油等自然資源。越南、菲律賓以及其他國家宣稱對南中國海的部分海域擁有主權，而中國宣稱對幾乎整個南中國海擁有主權。以軍事力量為后盾，中國正在對這片海域實施控制，中國正在填掉淺海以建造機場跑道等設施。2013年，菲律賓在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對中國的南海主權提出了挑戰。該法庭做出了不承認中國主權的裁決。北京稱這一裁決是無效的，而且為了表達對該裁決的拒絕態度在南中國海海域進行了海上閱兵活動。

托馬斯·卡拉克：如果你希望尊重國際法基本原則、尊重航行自由規則，那么首先我們要在何為基本規則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強國，這個國家是認識到并遵守那些基本規則，還是會建立一種不同的勢力范圍呢？

周波：首先，在南中國海并不存在此類風險。因為中國并非第一個對南海島礁進行改造的國家，而且沒有任何一項國際法禁止此類海上作業。托馬斯提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國際法，這是一種很熟悉的論調。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談論的是否是同一件事情呢？當你提到規則的時候，我們應該談談到底有哪些規則。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例，也許航行自由是其最基本的原則，我自己曾率領中國代表團赴五角大樓就航行自由的內涵與美方同事進行了兩天會談。中美雙方都同意遵守航行自由原則，不過雙方在“航行自由”的內涵上出現了分歧。問題不是出在美國或中國，問題出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該公約是經過9年討論才推出的，里面有很多漏洞。

秋山信將：首先，中國的確在南海有權利進行填海作業。不過與此同時，根據國際法，中國沒有權利根據自己的填海造陸來宣誓主權。航行自由是基于現有的國際法以及現有的領土宣誓，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在本地區的鄰國都對所謂的“核陰影”有所擔憂。如果一個核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我行我素，那么鄰國肯定非常憂慮。剛才您還提到中國是和平的，從未干涉其他國家。然而我認為，如果你去問問越南等國家，你會聽到很不同的答案。所以小屋子里的大象應該舉止小心，不管你們初衷如何，周圍的鄰國也許感受不一樣。所以我認為中國需要考慮，作為一個建設、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大國，自己的責任是什么。

周波：也許我應該對此問題作出更直接的回應。中國履行的大國責任在于，盡管我們認為這些島嶼屬于中國，但我們從未強行奪回。當人們談論大人和小孩時，人們往往對孩子充滿同情，因為他們很小，而你很大，你應該讓著孩子。這是人類的本能。然而當你看那些小國的作為時，你會看到他們先于中國采取行動，中國從未采取武力。他們利用所謂的“恐懼”來表達自己的擔憂，他們警告中國，目的卻是自己的利益。不過中國并未用武力攻擊他們。

畫外音：前總統奧巴馬曾表示，“美國尋求在無核世界中實現和平與安全”。奧巴馬發出的這個信息為他贏得了世界性的贊譽。然而無核化進程舉步維艱。盡管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進行了三次會面，朝鮮半島無核化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特朗普總統說，“伊朗核協議的核心是存在缺陷的”。自去年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如今已岌岌可危。伊朗說自己將不再嚴格遵守這份協議，這給全球無核化進程蒙上了陰影。

丹·史密斯：當前的全球地緣政治真地是在重新洗牌或者說從頭開始嗎？當下的全球政治關系正在經歷一場真正的范式變化嗎？接下來怎么走比較好？

周波：我認為無核化的未來在于讓所有人都意識到核武器其實并不是那么重要。這似乎是一種傳統看法，不過要讓美俄兩國接受這一點仍然十分不易，因為他們太針鋒相對了。那么該如何著手呢？我們還是回過頭來看看中方的主張。我這么說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方承諾的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個容易、可行的方案。“中國對多邊核裁軍進程不感興趣”是個錯誤的認知，因為是中國在印巴核試驗后先向美國提出的不互瞄準，之后核五國都同意了。那么我們為何不共同作出“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象征性姿態？難道你們還想使用核武器嗎？如果依托馬斯所說，美國不希望與俄羅斯之間爆發戰爭，為何不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表態呢？

謝爾蓋·巴特桑諾夫：俄羅斯剛成立時，在92還是93年，我們與中國簽訂條約支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當時葉利欽開始執政。然后我們就把這件事忘了。現在，隨著俄羅斯常規軍事實力進步，我們會重新開始往這個方向考慮。

丹·史密斯：這樣看來你們在降低核武器的重要性方面是有共識的。

謝爾蓋·巴特桑諾夫：客觀上，我認同這一點。但是我覺得在降低核武器重要性的過程中，有別的因素會出現，比如網絡武器、超音速武器等可能破壞穩定的因素。這些都非常危險。當我們花時間考慮該如何重新設計一些新的、不同的削減核武器方面的架構時，我們應該注意不要讓上述那些危險因素出現，不只是那些軍事方面的危險因素，還包括政治方面的，我們應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秋山信將：聽了這些討論后，我想到了一句古老的關于軍控的名言，“信任是必須的，但核實也是必要的”，我想這句話依然具有現實意義。二位都討論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我個人對此十分贊成。但同時，如果這個政策要具備可行性和可信度，國家之間的基本互信也是必須的。因此我還是要強調對話的重要性。

丹·史密斯：托馬斯，你認為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現實意味著我們這個世界要重新洗牌嗎？

托馬斯·卡拉克：當大家討論新的情況以及是否推翻舊的軍控框架時，我還是感到震動的。坦率說，情況的確變了，如今已經不再是80年代。未來的軍控協議是什么樣子，我們并不清楚，我想我們可能會在不明朗的狀態中摸索一段時間。

丹·史密斯：你說“我們可能會在不明朗的狀態中摸索一段時間”，你這樣說具體指什么呢？你覺得軍備失控一段時間也許是必要的（當然大家都不希望這樣），是這個意思嗎？

托馬斯·卡拉克：我不會說讓軍備失控這樣的話，不過軍控并非僅限于蓋著印章的軍控協議。在建立互信方面，我們還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再提一下，比如軍事透明度的問題該如何處理。大家的意愿和能力是怎樣的？坦率地說，各國的核戰略思想以及其他戰略思想發展至今是經過漫長過程的。

丹·史密斯：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們在明確目標之前需要一段長時間的思考？

托馬斯·卡拉克：我認為我們需要進行一些思考，并允許現有技術繼續發展一段時間，看看局面如何，現在正在重新形成新的局面。美國國防部的說法是“歷史的回歸”，即大國競爭的回歸。大國競爭將以什么形式展開？這其中有多少是商業層面的？有多少是軍事層面的？有多少涉及核武器？我想現在談這些還為時尚早。當然，不是說我們不再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或者不就所有核武器簽訂全面條約。當我們談論宏觀形勢的時候，必須十分當心。

丹·史密斯：謝爾蓋，你覺得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現實意味著我們這個世界要重新洗牌嗎？

謝爾蓋·巴特桑諾夫：我覺得從整體上來說，世界上有一種重新洗牌的需求。不過這并非是一個線性發展的過程，以我的國家為例。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常規軍事力量出現了下降，核武器作為保證國家安全與生存的終極武器，其吸引力大大增加了。這個過程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而是時間上略有延遲，俄羅斯政策和戰略制定者的頭腦中逐漸出現了這樣的想法。在俄羅斯社會以及俄羅斯軍方精英層，有一種觀點很有市場，那就是如何提高核武器的重要性。不過我還看不到能代替《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其他選項。所以說，我們應該致力于挽救《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并完善第六條關于核裁軍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