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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雅：在今天這樣一個“萬花筒”的時代，真正具有思想和藝術成就、能夠為后世共享的文化作品，卻要到“清一色”的毛時代去找，這是一個吊詭，也是一個遺憾。你認為，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祝東力：20世紀，以“革命”為核心的文化，經歷了萌芽、成長、高漲和泡沫化的過程。拿“文革”來說，作為中國革命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在這10年里，革命意識形態(tài)從高漲走向泡沫化，最后泡沫破碎，曲終人散。本來，“文革”前半期，在社會實踐層面，群眾運動就已經經歷了放→亂→收→死的循環(huán)，陷入了困境。這個時候，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像一場政治地震，給人們突如其來的打擊。像林彪這樣被寫進黨章的接班人、這樣如日中天的副統(tǒng)帥，突然出走，自我爆炸，不但使“文革”話語破產，使人們對后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的期待一下子全落空了，而且使人們對整套的革命意識形態(tài)，都發(fā)生了懷疑。

上面說過，革命意識形態(tài)支撐現(xiàn)代中國完成了幾件大事，其中第四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探索和實驗。正是在這第四件大事上遭遇了失敗——以“文革”的挫折為標志，在當時人們的觀感印象中，這不但抵消了前三件大事的成功，甚至吞噬了這些成功。“文革”后，戰(zhàn)略調整也好，戰(zhàn)略收縮也好，都是順應時代的需求。就是說，本來中國也需要由“準戰(zhàn)爭體制”轉向“和平體制”，從“救亡”階段進入“發(fā)展”階段。但是因為在轉型中采取了徹底否定“文革”的政策，致使中國革命的邏輯就中斷了，中國革命的故事講不下去了。其結果是在意識形態(tài)上發(fā)生了一次“硬著陸”，我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領導權也隨之失落。

瑪雅：接下來的情況就是曹錦清老師說的，共產黨的正統(tǒng)敘事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義的敘事。中國革命的邏輯讓位于西方普世的邏輯，即在經濟上從計劃向市場轉軌，從公有制向私有制轉軌；政治上從專制向民主轉軌，從人治向法治轉軌，多黨制、憲政、選舉，等等。從此，在國際意識形態(tài)領域始終是西強我弱的局面。即使在今天，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已經站起來了，但是文化自信還沒有真正樹立起來。在西方面前，很多的知識精英還跪著，表現(xiàn)出一種內在的卑怯和不自信。你對文化自信的問題怎么認識？

祝東力：首先需要對文化自信有一個理解。所謂文化自信就是一種對自身文化所擁有的價值的信心——是處在兩種以上文化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競爭的環(huán)境中，面對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一種意識狀態(tài)。對于中國來說，文化自信，主要是針對西方文化領導權的壓力和挑戰(zhàn)而對自身文化價值的自覺。近代以來，這種中國文化自信的確立，經歷了兩次重要嘗試。

第一次是從五四時代起，到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和新中國前三十年，經歷了從成長到高漲、鼎盛，最后泡沫化的過程。

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主流模式是資本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就是以“資本增值”為原則和中心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制度。1914-1945年，資本主義全面危機導致兩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在西方文明的半外圍和外圍地區(qū)，從俄國到中國，出現(xiàn)了克服西方文明主流模式的政治經濟實踐。現(xiàn)代中國由此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陷阱，在探索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同時，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即為幾代人所熟悉的那種以《黃河大合唱》、解放區(qū)文學、紀念碑、中山裝、樣板戲等標志性作品為代表的剛健、質樸、高亢的革命文化。前面說了，“剛健”是出于戰(zhàn)斗性，這是長期軍事斗爭孕育的風格；“質樸”的背后是底層的階級屬性和長期的艱苦環(huán)境；“高亢”表達了理想主義，這是一種源于一套由哲學社會科學支撐的革命世界觀和歷史觀。由此，中國也擺脫了自清末民初以來的殖民地心理，面對西方世界，表現(xiàn)出一種建立在偉大的政治實踐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上世紀50-70年代，這種文化曾大規(guī)模輸出，不僅在亞非拉，也包括美日歐；從窮鄉(xiāng)僻壤的游擊區(qū)，到繁華都市的大學校園，中國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先進政治和先進文化的代表，曾名重一時。

70年代前期，由于“文革”的挫折，一種民族失敗主義情緒開始蔓延。向西方敞開國門后，處于前期工業(yè)化階段的中國社會，特別是日常民生的清貧簡樸，與正進入后工業(yè)社會的美日歐各國，的確反差強烈。

瑪雅：對這種反差最通俗的描述，大概就是那句諷刺性的流行語：“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

祝東力：上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界反傳統(tǒng)、反體制成為潮流。到冷戰(zhàn)結束，在美國單極主導的全球格局下，中國由幾十年政治實踐而建立起來的文化自信走向最低谷。確立文化自信的第一次嘗試到此結束。

冷戰(zhàn)后，意識形態(tài)淡出，民族國家凸顯。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冷戰(zhàn)后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這本暢銷書，集中表達了針對美國霸權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思考。該書除盜版外，據(jù)說銷量超過300萬冊，標志著中國民間的文化自信開始觸底反彈。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事件，更使八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重新認識了已變得陌生的帝國主義本質。

瑪雅：那次“誤炸”事件，炸醒了一大批中國人。包括一些在美國的留學生，也是在那以后，從“普世派”轉變?yōu)椤爸袊伞薄?

祝東力：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面對冷戰(zhàn)結束后全球化的國內外環(huán)境，中國共產黨把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總目標重新表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同時也意味著，把民族傳統(tǒng)文化作為一個特別重要的精神和思想資源，意味著思想文化領域的一次重大戰(zhàn)略選擇和調整。

新世紀第一個10年，一方面，后冷戰(zhàn)進入反恐時期，美國國力嚴重消耗于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場戰(zhàn)爭。另一方面，全球化掏空了發(fā)達國家的中低端產業(yè)，造成失業(yè)貧困人口大量借貸消費和政府大量支出，長期看必然危及財政-金融-銀行體系，其結果就是2008年爆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由此導致世界經濟全面衰退，歐美國家朝野上下的種種不良表現(xiàn)，給世人以深刻印象。

反觀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近代以來的“救亡”主題讓位于“發(fā)展”主題，革命邏輯被現(xiàn)代化邏輯所取代。70年代末開始大規(guī)模經濟實踐，經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震蕩和調整，從90年代起持續(xù)快速增長，先是幸運地渡過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然后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保持了相對穩(wěn)定。近年，經濟總量先后超越法、英、德、日，居世界第二。當年中西經濟水平的強烈反差已極大縮小，中國與西方社會經濟的總體力量對比正在進入一個重要的質變期。

以經濟實力為支撐，從80年代到新世紀初，不過20年左右時間，當年關于西方社會的各種不切實際的幻相迅速消失。投射到文化心理或意識形態(tài)層面，就表現(xiàn)為民族自信心的恢復和上升。

瑪雅：于是就出現(xiàn)了你說的、確立中國文化自信的第二次嘗試？

祝東力：是的。在這種宏觀經濟的大背景下，2008年北京奧運會具有劃時代的標志性意義。尤其是開幕式，富麗堂皇的恢宏場面以及美俄等國首腦的蒞臨，使之成為一次名副其實的全球性盛典，也儀式化地呈現(xiàn)了“中國崛起”這一世界性的主題。

值得注意的是，奧運會開幕式以2008人擊缶吟誦的場面開篇，充斥著古典中國的各種符號，連篇累牘，不厭其煩。這種情況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無法想象的。事實上，中國經濟自90年代初以來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大幅提升，的確使得自“文革”結束以來嚴重流失的民族自信心開始恢復。自新世紀以來，文化保守主義就日益成為一種強勁的思潮，席卷左右翼思想界。雙方都在向傳統(tǒng)示好，向傳統(tǒng)尋求資源和力量，例如左翼提出“儒家社會主義”，右翼提出“儒家憲政主義”。民間的思潮呼應了執(zhí)政黨的核心理念，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理念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出，以后逐步完善、定型，近年被界定為“中國夢”的主要內涵。

自信心恢復的另一個表現(xiàn)，是“中國模式”的提出。2008年恰逢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國模式”作為泛左翼理論界的一個重要命題而引人矚目，被廣泛議論。與這個命題相近的還有“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等表述，它是后來官方總結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學術理論版。以“中國模式”的提出和討論為標志，泛左翼——包括90年代中后期出現(xiàn)的新左派，完成了國家主義的轉向。對于新左派來說，這是其原先的基本立場在“中國崛起”背景下的進一步延伸。

瑪雅：這種自信心在年輕人當中也十分突出，出現(xiàn)了一大批年輕的愛國主義者。

祝東力：國家主義轉向也表現(xiàn)在民間輿論界，標志性事件同樣發(fā)生在2008年。這年4月，奧運火炬在海外傳遞期間，由于受到反華力量阻撓，激發(fā)了海內外華人，特別是80后一代的大規(guī)模抗議。這些80后，時稱“四月青年”。之后，許多人以網絡為發(fā)言的平臺，維護國家利益，被稱為“五毛”，并與反體制的“公知”相對抗，構成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現(xiàn)象。

另一方面，在思想界以外的流行文化領域——音樂、設計、建筑、服飾、動漫等，則出現(xiàn)了“中國風”現(xiàn)象，即大量使用中國元素進行創(chuàng)作的潮流和趨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周杰倫的《青花瓷》（2007年）。此曲把古典中國的流風余韻匯入后現(xiàn)代語感，用一種很“潮”的時尚的吟唱風格表現(xiàn)古典的意境和韻味，傳達出一種發(fā)自內心的、對中國古典文明和文化的自豪感。

沒有利益共享，就沒有普世價值

瑪雅：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風、中國夢，這些概念都很響亮。但是這些概念所折射出的政治、經濟和思想變化，并沒有改變國際意識形態(tài)領域西強我弱的局面。

祝東力：總體上看，的確沒有改變西強我弱的局面。因為第一，經歷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低谷期，中國社會的文化自信目前仍處于恢復時期。第二，中國仍缺少一種被廣泛認同的、能夠與西方相抗衡的價值觀，特別是能夠同世界大多數(shù)人民分享的價值觀。

盡管西強我弱的局面尚未改變，但是，西方制度模式和話語體系畢竟正在衰落。從17世紀至今，西方的全球霸權經歷了荷蘭、英國、美國三個階段。上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現(xiàn)代世界史從“戰(zhàn)爭與革命階段”進入了“資本全球化階段”。由于生產要素的成本上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制造業(yè)向發(fā)展中國家轉移，其社會內部逐漸積累了大批失業(yè)貧困人口，中產階級流失，社會貧富分化。近年來，美歐爆發(fā)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其實都是實體經濟嚴重衰落的結果。盡管會有一些反復，但這個過程還會持續(xù)下去。未來，美歐不可避免地將由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進一步升級為社會危機、政治危機。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總量快速增長，2013年達到美國的56%，用不了多久就將超過美國。這一進一退的結果，在許多中國人看來，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頭上的神圣光環(huán)消失了。當然，其實中國的問題也不少，這個后面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