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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前景的預測。

很多觀察家都預告這場疫情將導致西方民主體制的衰敗，以及西方國家將失去良好治理的話語權。他們的擔憂來自兩方面。

首先，這場災變必然大幅擴張國家的權力邊界，讓各種限制個人自由與侵犯隱私的措施趨于合理化，甚至常態化。緊急權力的擴張必然鞏固在位的強人領袖，或讓更多有強烈威權主義或民粹主義傾向的政治人物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政治土壤。

其次，在這場對政治體制的決策質量、學習與糾偏、應變與靈活、協調與統籌、執行與貫徹、調度與配置、動員與號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嚴酷的考驗中，西方民主體制明顯敗下陣來。因為最嚴重的疫情擴散，最慘烈的生命與財產損失，居然集中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從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到美國，無一幸免，這完全顛覆了人們的傳統認知。 過去發展中國家都是將西方民主國家奉為圭臬，深信西方體制具備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為公民提供最好的醫療與公共衛生保障。

西班牙前外長帕拉西奧（Ana Palacio）擔心，自由民主能否在新冠肺炎危機之后存活下來，因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長期經濟困局已經讓歐洲公民失去對本國體制的信心，而在這場大流行病之后，經濟危機必然進一步惡化，人們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懷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場中的競爭地位也將更為脆弱。

《彭博新聞》總編輯米思偉（John Micklethwait）和《經濟學人》政治版主編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聯名發表了一篇題為“病毒應該喚醒西方”的長文，他們憂心忡忡地提醒西方政治領袖，這場大流行病顯示西方的核心機構無法履行保護公民的基本職責。他們的結論是：“西方世界毫無疑問面臨著二戰以來最大的危機。世界面臨一個巨大的地緣政治問題，即西方國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樣面對挑戰，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論和實踐，還是自欺欺人，最終讓出全球領導地位？”

四、對新自由主義步入歷史終結的預測。

很多社會評論家都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給過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的棺木釘上最后一枚釘子。左翼批判學者紛紛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將新自由主義的貽害暴露無遺。為了讓資本擁有者享受短期利潤極大化，過去40年以市場的優越效率為名，將國家能力逐步掏空，在全球化旗幟下，許多國家經歷了產業空洞化，構造了一個極為脆弱的金融結構，每一次危機爆發都依賴國家出面搶救。在新自由主義發源地的美國與英國，政府對防疫與公衛體系的投資嚴重不足，公共產品屬性的新疫苗研發已淪為制藥集團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體系的專業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數基層勞動者都陷入貧困邊緣，缺乏工作與收入保障，普遍欠缺承受經濟風險的能力。

在過度市場化的美國醫療體系中，以利潤為導向的醫療集團都聽命于一批擁有MBA（工商管理碩士）學歷的專業經理人（而不是資深醫學專業人士）。他們最重視的是財務報表，而不是維護病患健康或保護醫護人員。在疫情爆發高峰期，許多美國醫院的第一線醫生護士，嚴重缺乏專業防護裝備，由此導致出現極高的醫護人員感染率。

這場危機也導致資本主義體系出現有史以來最嚴峻的經濟萎縮，各種市場機制都失去功能。美聯儲為了緩和股市的極度恐慌，推出無上限的債券回購計劃，把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在短短幾個星期內擴張了四兆多美元。金融市場的正常資產定價機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長短期公債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標意義。曾經是新保守主義陣營大將的福山，在接受法國《觀點周刊》的采訪中承認，新自由主義已死。他判斷新冠病毒危機會促使西方社會重新找尋社會保障和國家干預之間的平衡。他說，我們將回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或稱為鑲嵌自由主義），即市場經濟、對私有財產的尊重，以及通過干預手段減少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高效國家三者并存。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

應該如何來評斷上述這些對“后新冠病毒世界”的各種預測呢？客觀上來說，這場大疫情給各國經濟與社會帶來的各種短期沖擊都已經陸續浮現了，但危機究竟是否會給世界秩序帶來永久性的改變，或扭轉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呢？

任何一場大流行病的爆發都不是這種病毒天然本質（如感染途徑、傳播速度、發病率或致死率）的單純展現，而是這種流行病的天然屬性與特定社會條件的互動結果。要回答這場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會將人類歷史帶入一個新的時期，我們必須把這場“庚子年大疫”放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結構、制度與文化脈絡之中，以及放在疫情爆發前已經形成的歷史發展趨勢之中來進行分析、推敲與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