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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歷史脈絡

從歷史對照的角度來看，盡管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后導致的感染與死亡人數規模（無論是絕對數值還是相對比例）會遠小于“西班牙大流感”，但當前的全球疫情所造成的短期社會經濟沖擊，肯定會超過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簡單：

首先，21世紀人類社會的人員流動，在規模、空間距離、移動頻率與速度，以及伴隨而來的頻繁人際交往與大型群聚活動，都遠遠超過20世紀初期。這不僅導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快速傳播與擴散，也讓任何對人員流動的嚴格管制措施帶來更大的社會與經濟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級全球化時代發展的高度細密的國際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應鏈，以及極為頻繁的跨境金融交易與高度復雜的所有權結構，讓世界各地群體的社會、經濟、信息與金融聯結與相互依賴程度遠高于一百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會運作的短暫休克，都會打亂距離遙遠的廣大群體的正?；顒?。武漢是全球汽車零部件的重要生產基地，武漢全面停工就會波及鄰近國家大汽車企業的裝配線；醫院使用的橡膠手套60%在馬來西亞生產，正當全球訂單快速增加時，馬拉西亞政府開始實施人員移動管制，立刻導致全球供應嚴重短缺；華爾街股市暴跌之后，全球風險性資產全面崩跌，游資快速流出新興市場，拉丁美洲國家的債務危機立即浮現。

第三，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驅動下，21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多數群體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數最小化、資源分配短期邊際效益極大化，甚至寅吃卯糧的狀況下。這種在懸崖邊緣的金融操作、生產方式、社會管理、勞動雇傭或個人財務模式，會讓任何一場突如其來的震蕩之沖擊出現數倍或數十倍的放大效果。

第四，21世紀很多社會長期信奉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讓多數人很難承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對自己關聯群體的生命與健康的急劇摧殘，尤其在一個信息流通極為迅速的網絡傳播時代，他們被這些震撼的消息與畫面所籠罩，無所遁逃。不同社會處境下的人群之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別，曾經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或當下生活在敘利亞、阿富汗或南蘇丹的百姓，因為飽經戰亂與天然災害，都有更高的承受能力。

相對而言，長期生活在安逸狀態下的人們，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賴政府的保護能力，他們難以接受醫院尸體成堆來不及火化的這種悲情畫面，他們更無法相信一個原來講求寵物生命權的文明社會，居然有一天會面臨必須在讓大批年長者死亡與讓經濟大衰退之間進行抉擇，甚至讓醫生不得不做出有限的呼吸機讓哪些病患優先使用這樣的生死判決。

西方發達國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體制與醫療體制應對傳染病危機的能力要遠超非西方國家，遠超發展中國家。但事與愿違，西方發達國家居然成為全球疫情集中大爆發的新震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在應對疫情第一波爆發所展現的應變、控制、協調與調度能力，以及把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增長曲線迅速而有效控制下來的客觀記錄，給西方社會精英帶來巨大的心理震撼，他們對自身的體制與文化自信、自尊與優越感遭遇到一次顛覆性的打擊。讓西方社會原本就有濃厚種族主義與排外主義傾向的政客與群眾特別焦慮與挫折的是，在對抗新冠肺炎過程中最關鍵的醫療資源，從口罩、防護服、呼吸機、制藥的原料，到測試新冠肺炎所需要的化學試劑，居然都需要大量從中國進口。

大封鎖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帶來的最大改變將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轉，各種不利于全球化的因素都會因這場疫情而變本加厲。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進動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會支持基礎嚴重流失，新自由主義意識思維指導下的超級全球化讓國家失去經濟主權，削弱政府的社會保障職能，并導致經濟整合的風險劇增與利益分配嚴重不均。西方發達國家的大量中產階級與勞工長期陷入經濟困頓，社會安全網減縮，貧富日趨兩極化，激進右翼與激進左翼反全球化政治勢力紛紛崛起。

第二，中美關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對華鷹派占據政策主導地位，加劇構筑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圍堵，加大對中國的經濟冷戰，并試圖讓世界兩大經濟體全面剝離。

第三，美國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轉向激進單邊主義，拋棄國際領導責任，擺脫所有國際規范與多邊體制的約束，對無法支持自己政治需要的多邊國際組織進行抵制、打擊或干脆退出，導致戰后自由國際秩序搖搖欲墜，開放貿易體系瀕臨崩解。

第四，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日趨嚴重，各主要經濟體的債務結構持續惡化，負債比例不斷創歷史新高。各國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機后實行無上限的量化寬松政策，只是勉強不讓資產泡沫危機全面爆發。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有增無減，美元的幣值信用問題越來越突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已經開始產生相當作用。世界貿易增長減速，跨國直接投資規模縮水，跨國金融機構收縮全球業務，跨國企業面對中美科技戰與貿易戰的風險，被迫重新評估全球產業布局，以美國市場為導向的制造業基地部分移出中國大陸，轉入東南亞、南亞與墨西哥，適合全面自動化生產的也有少量遷回美國。

很多研究機構對全球化前景提出悲觀預測，因為他們認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會助長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個趨勢可能加速進行：

一是經濟民族主義抬頭；

二是中美戰略對抗加劇；

三是全球事務群龍無首，多邊協調與合作機制加速崩解；

四是全球經濟增長動力熄火，債務危機加深，歐美經濟滑向日本式“零利率陷阱”，新興經濟體出現債務危機。

這場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強化下列趨勢：一是強化各國社會精英更深刻地認識到人類社會禍福高度相依的事實，沒有一個國家能成為獨善其身的孤島；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淺無能，美國政府在應對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現，以及疫情失控導致的經濟重創；三是在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需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機制，應該提升多邊體制功能，而非削弱國際機構，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力應對這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以及伴隨而來的全球經濟危機； 四是加速5G+物聯網、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的發展，激發全球范圍5G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各種替代人員群聚與空間移動，依托云端與虛擬世界的經濟、社會活動將大量涌現，有效追蹤與控制病毒擴散的社會治理創新模式會加速推廣。

《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金融時報》的評論中指出，新冠病毒后世界的面貌取決于人類社會在這場危機中如何面對兩個關鍵抉擇：一個是選擇極權監控還是公民賦權，另一個是選擇民族孤立還是全球團結。如果我們走上分裂道路，各國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不但會讓疫情危機更看不到盡頭，也很可能引發更大的全球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