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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阿蒙】

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一旦遇到大的災荒，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對自然災害抵御力極差，結果就是“壯者逃之四方，老弱死于溝壑”。半個多世紀前抗日戰爭時期日寇入侵是人禍，還有天災，在天災人禍下中國大地不僅有河南1942還有廣東1943。

日軍占領汕頭

廣東地處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尤其是潮汕地區是傳統的僑鄉，家中有在親人在海外的靠海外親眷匯款生活比較富裕；由此帶來的是潮汕地區商貿發達。但是廣東經濟結構中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人多地少，糧食需要外省調劑和從海外進口。抗日戰爭前1933年廣東全省田畝調查統計為3225.36萬畝，1937年增為3999萬畝，1945年為4137.2萬畝，1946年為4430萬畝。廣東省人口1934年為3242.76萬人。抗日戰爭后期的1943年下降至3178.67萬人，截止到1949年平均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5畝。

據《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陳啟輝撰寫的《廣東土地利用與糧食產銷》所依據米業者所言，廣東稻米“以豐年論，早造登場能供三個月之需，而晚造收獲，可供六個月之用”，“每年約缺乏兩個月之糧食”。

從1936年至1939年，根據廣東省銀行經濟研究室統計資料反映，廣東主食大米年平均產量為101.33億斤，年均消費量估算122.92億斤（每人年消費量369.9斤），對比不足21.58億斤，其它糧食，除大麥、小麥、蕎麥有余外，甘薯、大豆、蠶豆、高、玉米、小米等均感不足。到1940年，據民國29年（1940年）《廣東經濟年鑒》資料，當年全省稻谷總產量110.48億斤，消費量需要131.15億斤，對比缺口20.67億斤（稻谷）。據當時海關、銀行等有關單位統計，1912年開始到抗戰爆發的37年中，從國外輸入的糧食（包括谷米、面粉、雜糧下同）共計266，06億斤，平均每年10.23億斤；另由外省輸入的糧食145.81億斤，平均每年5.6億斤。兩項合計，每年從國外省外輸入的糧食達15.84億斤。

1938年仍從國外進口的糧食仍有9.63億斤，但隨著廣州、汕頭等地相繼淪陷，外米來源銳減，1939年只進口糧食2.41億斤，1940年更降至6787萬斤。抗日戰爭爆發后，鄰省對外流糧食也先后實施管制，民商不能自由運銷，同樣影響到外省來糧減少。例如，1940年廣東向湖南訂購稻谷70萬石，并規定每月按運10萬石，但未能照原約撥足；向江西訂購大米20萬大包（40萬石），規定每月撥米2萬大包（4萬石），但經過4個月全未撥交；向廣西訂購60萬擔稻谷，買到數量亦不多。

之所以外省調糧不多，除了各地自己余糧不多還有另外的原因，稍后加以介紹。外來進口大米以及外省調糧不及時加重了1943廣東旱災災情。

1942年河南赤地千里而廣東自入夏以來暴風淫雨成災。據廣東省政府之報告稱:“7月后暴風淫雨連旬，肆虐東西兩江南路各縣，災情為本省大水災后所少見。急雨告災，日必數起。高要、高明、山、四會、郁南、南海、封川、德慶、惠來、揭陽、潮陽、靈山、吳川、合浦、惠陽陸豐、紫金等縣基堤迭經潰決，屋宇田畝牲畜禾稼損失，不可以數計，早造收成多已絕望。僅據惠來一縣例報，男女淹斃逾百，塌屋四千，災民三日不能舉火，損失值二千萬元以上，其他災區尚難縷舉。”

據12月25日國民黨中央賑委會收到廣東省政府請求賑濟電內開，該省受災縣份為:“順德、中山、新會、臺山等64縣市，損失慘重。”③連續十余天淫雨成災，早稻大面積絕收，使得農民手中沒有余糧，加重了1943年的災情。

從1942年冬到翌年5月中旬，廣東全省大部分地區甚少降雨，如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區，從當年冬至（12月22日）到翌年春分（3月21日）沒有下過雨，春分后下了一場小雨（廣州僅錄得70毫米的雨量，正常年在春分前后為1500毫米左右），此后直至立夏，又是滴雨未降。因此，珠江三角洲、潮汕、東江、粵中、粵西地區均出現嚴重春旱，正待成熟的水稻大部分枯死，大量農田因為缺水而無法種植，許多江河（如增江、寧江等）出現斷流。上年澇災歉收，緊接著出現大旱，導致廣東大部分地區連續三造失收，糧食驟然緊張，全省糧價飛漲，如廣州市的大米，從每斗10——20元（1942年底），暴漲至300——400元（1943年4月）。

賑災？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各級官員宛如一眾妖精敲骨吸髓般榨取民脂民膏。

軍糧

“倉廩實知榮辱”，人相食根源在于饑餓，到底廣東有沒有糧？1941年初，重慶政府的軍政部、后勤部、糧食部會商估計第七戰區內駐軍總計官兵伕不足十四萬人。全軍需要糧食（大米）為三十二萬大包，每包為二百司馬斤（1司馬斤=598.846克）。廣東是缺糧省份，無力負擔這個龐大的數字，乃指定廣東省田糧處供應7萬大包，湖南省田糧處供應17萬大包，廣西省田糧處供應五萬大包，江西省田糧處供應3萬大包。并在第七戰區設立軍糧局。

由湘贛桂三省按給數量作為定案。當時第七戰區所有作戰部隊及非戰斗人員與后勤人員，實際上僅為15萬人左右，以每人日給大米20兩計算，每月補給軍糧需大米28125大包，每年補給軍糧需大米37500大包。但兵站總監部則以第七戰區人員作為30萬人計算，每年軍糧補給需大米675000大包，上報后勤部，后勤部把這個數字打了折，決定第七戰區的軍糧每年補給50萬大包。因廣東缺糧湖南省每年撥出大米22萬大包，江西、廣西各10萬，剩下的由第七戰區自籌。①

1944年赴印甲級壯丁資料來源于臺灣國史館

也就是說在廣東的第七戰區國民黨軍隊不缺糧，按照人數計算還多出來12萬5千大包糧食，這些糧食全被地區戰區國民黨軍隊上下其手、化公為私。

“吃空餉”是國軍的痼疾，作戰部隊每個師實際有六七千人，而領糧名額到八九千人，甚至一萬多人。國軍部隊由于兵員不足極為影響其戰斗力，1940年桂南告急，蔣介石電令駐粵北的第12集團軍第66軍軍長葉肇火速馳援廣西。葉早把該軍數千名運輸兵絕大部分吃了“空額”，無法開拔，當即要嶺南師管區緊急征交運輸兵150名。

嶺南師管區以未有軍政部征兵令和時間不足為由，一推了之。后經余漢謀、李漢魂協商同意由葉自行雇傭一部分，不足部分則星夜派兵到韶關市煙賭妓館大抓壯丁。接兵部隊下層軍官到各地接兵，故意挑剔，公開索賄；或與兵販子勾結，賣放壯丁，再拉人頂替，從中漁利；有的因賣放過多，致結伙潛逃。師、團管區新兵大隊普遍克扣新兵糧的、軍需，虐待新兵。

運送路程稍遠，則將新兵5個、10個，用繩索聯扎一起，視同囚犯。解放戰爭后期1949年秋，胡璉兵團潰退潮汕時，把抓來新兵剃光頭發眉毛，以防逃走；逃兵一經抓回，毒打槍斃；有的新兵不堪虐待，悲憤自殺；有的連、排長竟將死者耳朵割下，作為銷差憑據。抓壯丁造成的另一個后果就是農業勞動力不足加重了災情。

國民黨第七戰區獨9旅627團團指導員、少校干事丘一中由曲江回梅縣路經江西安遠，與在路旁一個客棧旁邊住著一位逃難來的婦女交談，難婦自述：丈夫在逃難的途中餓死，他十二歲的大兒子賣給地主，小兒子棄置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