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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曹東勃】

張桂梅老師因其關于全職太太的有關評論，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這本來可以是一個具體討論的問題，然而一些評論者撇開鄉村教育這個具體背景的抽象批評，實際上偏離了真實的語境和問題，帶偏了節奏和方向。我們有必要在這個脫貧攻堅的最后關頭，站在大山深處來想一想，張老師這番話背后的故事。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家喻戶曉的口號，它無比正確，更無比政治正確。然而現實就是這樣殘酷，實際上直到今天，教育與貧窮之間仍然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教育是斬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根本路徑”，這不是一句空話。

按照截至2020年的絕對貧困標準，人均年收入超過4000元，就達到了脫貧的門檻。如果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能夠堅持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后還能更進一步去讀一個高中或中職，甚至再讀大學或高職，他們畢業后可能從事某個技術工種，考上公務員，當上教師，還可能自主創業、經營小買賣，他們的月收入會輕松超過4000元。而他們只需要每年拿出一點來接濟自己的父母，就能夠讓整個家庭脫貧。

高中教育，是目前貧困地區教育發展容易被忽視的盲區。我們看中西部貧困地區的教育發展，要比東部發達地區慢一個節拍。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全國的目標是“促兩基”，也就是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本世紀初到十八大這十年左右時間，是“促均衡”的階段，也就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間，叫做實現“基本均衡”的階段，這個基本均衡，就是貧困縣脫貧摘帽必須的一個前提條件：“縣域義務教育基本均衡”（有多項量化指標）。十九大之后，又提出了“優質均衡”的目標。實際上，貧困地區比全國的節奏總是要慢五到十年左右。

上面這四個階段的所有這些目標，都是指向義務教育的。但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在于，如果義務教育水漲船高之后，高中教育的源頭活水是絲毫不必發愁的。貧困縣的高中最發愁的是兩件事：留不住好老師，招不來好學生。為什么非要強調好，因為高中教育本身并不是法定義務，理論上，高中有權力“挑肥揀瘦”、“嫌貧愛富”——我指的是偏好更好的生源。哪怕現實中的義務教育也在挑揀“學生”，但政策導向和道義上是不被支持的，因為它違背了義務教育要求適齡兒童少年普遍接受教育這種有教無類的基本定位。

按照貝克爾的理論，一對貧困的父母對子女的投資到了高中教育這個階段，就面臨非常艱難的選擇。因為他可能面臨因教返貧的境遇，義務教育階段的各類費用固然能夠減免，高中階段對于貧困縣的貧困生也有一些特殊政策，但畢竟還是會產生額外的不少開銷。所以一些貧困地區的父母傾向于不支持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完成后繼續讀書。

筆者前不久在國務院扶貧辦組織的一個研討會現場，聽到來自教育部門的一組數據，實際上貧困地區輟學的四個主要原因就包括：因學習困難而輟學、因外出打工而輟學、因早婚早育而輟學、因信教而輟學。早婚早育輟學而造就的“全職太太”，與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小布爾喬亞意義上的“全職太太”，恐怕是前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天壤之別吧？

張桂梅們做的是一件逆水行舟的難事。難處之一，是她要辦一所不收費的普惠型高中；難處之二，是她的第一屆學生完全是來者不拒、“敞開收購”，高中入學分數線之低、學生生源質量之參差不齊可想而知；難處之三，是她把生源完全鎖定為女生，矢志辦一所女高。迎三難而直上，真真好大的口氣！

我在沒看張老師的視頻之前，也先入為主地在心中提了一個視頻中同樣的問題，在今天這個時代還要辦純而又純的女高，是否有些不切實際、追求女權主義的極端實現？但張老師的回答很實在，只用了一個例子，就讓我信服。她講到去看一個高三的女生，因為家中重男輕女思想的作祟，寧肯給小學、初中的弟弟們補習，甚至任由他們給姐姐備考添亂，也不愿給高三的女兒投入一點點關愛。張老師爆了一句粗：“我說你腦子有病吧？”妥了，要的就是這句話，爭的就是這口氣，就是要辦一所女子高中！

結果是，第一屆的畢業生90%上了大學，一本上線率到了40%。這個數字在很多人看起來覺得沒什么，但就我短短一年掛職扶貧期間對縣域高中教育的了解，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