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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懂事還意味著覺察到自己的處境和責任，因而也意味著自立，不給家里添麻煩，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這一點對底層子弟尤其重要。他們并沒有因懂事而完全同化家庭的行為模式，而是明白自己的獨特性。結果，學習上的獨立、不惹事，就成了他們基本的行事準則，“不懂事”則意味著依然過一種任性的生活。一位受訪者談到：

“跟我哥關系好一點，我弟沒那么懂事......弟弟畢業后在建筑公司，做得不如意，就回家了，打點零工。他以后怎么自立呢?我去過很多次，他做得不滿意，他社會經驗又沒有，他覺得不爽那就不做。”

最后，懂事意味著回饋。說一個人懂事就意味著說他不只想著自己，說話做事能夠超越個人利益，考慮到共同體利益。正是在這里，一個展露全新面貌的世界誕生，指引著農家子弟的行動。這時，他們就開始走出狹隘自我，最終走向了一個新的道德世界。

底層家庭的關系結構

懂事意涵的復雜性提醒我們進一步關注這樣一群農家子弟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他們與父母的關系結構。在社會底層家庭中，父輩忙于田間勞作或外出務工，家庭成員往往“不得全聚”，生計方式甚至決定了全家人坐在一起安穩吃頓飯的時間都是難得的。父母和孩子常常在家庭中缺乏足夠的語言交流，經常只能借助于做事來說話。一位受訪者談到：

“最讓我感動的，就是我回家時我爸給我買肘子這個事情。真的好多他說不出來，他表達不出來，他就只能這樣以做的方式吧。......我爸不是年齡大了嘛，他會有點駝背，然后還有點縮了，就沒有原來那么高了，現在我會比他高。會覺得他就變成一個佝僂的小老頭的狀態，然后提溜一個兜兜回來。他會叫著我的小名說，猴兒，我又給你買肘子了。”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

“從社會關系上說感情是具有破壞和創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動改變了原有的關系。這也就是說，如果要維持著固定的社會關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動。其實感情的淡漠是穩定的社會關系的一種表示。”

在他看來，鄉土社會是亞普羅(阿波羅)式的，害怕社會關系的破壞，因為鄉土社會所求的是穩定。而現代社會是浮士德式的，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動，不斷的變化，作為生命的主脈。因此“中國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兩性間的矜持和保留，不肯像西洋人一般在表面上流露”。不僅是兩性之間，鄉土社會中父母和子女間的情感也總是持保留態度和向內收縮的。在訪談中有農家子弟這樣談及他們與父母的親密關系，特別是對和父母間較為親密舉動的態度：

“我和我媽媽從來沒有擁抱過。和我爸爸就是那次他從中國來美國，在機場的時候擁抱了一下。”

“我就是做不來(跟我爸抱一下)。我就覺得好像有一股力量在阻止我。”

而對于中產階層家庭來說，親密、輕松的親子關系始終是其教養方式的核心要素，包括“隨時來個擁抱”“常說我愛你”“每天與孩子共度一段時光”“專注傾聽，平等交流”“不為愛預設條件”“在孩子需要時盡力陪在他身邊”“尋找和孩子的共同語言”。

很明顯，“每天與孩子共度一段時光”，親密接觸、擁抱、陪伴都仰賴父母是有“工作”的。有工作意味著“有固定工資，不是靠天吃飯，沒有繁重的體力活”，因而有“下班”的時候和專門的用以陪伴孩子的閑暇時間和心情。

被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錄取的農家子弟崔慶濤表示“走出大山我也會回到大山”

而農家父母是要“勞動”的，勞動意味著“不能旱澇保收，必須看收成”“靠力氣吃飯，有干不完的臟活累活，沒有公共保障”。不同的教養方式為“兒童及以后的承認提供了一種感知，讓他們感覺到什么對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中產階級式的與孩子之間親密而輕松的親子關系在農村家庭不僅難以實現，而且即便實現，對于農家子弟和他們的父母來說也是不自然的。

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曾區分了兩種家庭類型與相應的交流結構，一種是個人中心型家庭，一種是地位型家庭。在個人中心型家庭中，成員的內心世界通過交流結構而可感知，言語是實行控制的主要媒介。而在地位型家庭中，兒童得到的是強烈的社會身份感。相較于城市中上階層家庭，農家子弟顯然身處于地位型家庭。他們身處的文化情境和家庭關系結構決定了他們需要獨立、自主、懂事。但當一個農家子弟懂事了，他也就內化了一種道德律令，便很難再接受自己不懂事，也會因為自己不懂事，或者事后覺得自己不懂事而感到愧疚。懂事框定了他們在家庭中的角色，又壓抑了他們在家庭中的情感表達，這些情感往往缺乏出口。

難以言明的愛與怨

有研究者認為：“命運共同體是勞動階層取得教育成功的核心力量”。確實，當一個農家子弟懂事時，也就意味著他/她與父母真正在生命上相連接，構筑了一個充盈著愛、犧牲和愧疚的命運共同體。多位受訪者談到：

“愧疚的事情就是從小到現在一直在校讀書，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回報父母。”

“有些事情不會去想，比如出國的事情......我現在的這種狀況，讓我去考一次托福，都會覺得自己是在浪費錢。我都不敢去做這樣的事情。我基本上不會旅游。主動的旅游，就畢業旅行一次吧，從來沒有過......我還考慮過要不要讀研的事情，就是那個時候想要去工作，為家里分擔一點負擔吧。”

“另一位我最該感謝的人是我的母親。她是一位沒有進過學校校門的農村婦女，卻集中了傳統中國母親的幾乎所有優點。假如我身上還有一些勤奮、簡樸、堅忍的氣質的話，無疑都是來自于她的影響。如果不是她苦心經營著家庭，恐怕我初中畢業時便離開了學校教育體系，存在這世界上的可能就是一個在生產車間勞作或在田間勞動的我了。可惜的是，我總是無心于名利，可能永遠也不能在物質上給予她豐厚的回報。此處的幾行她永遠也不能認識的字，就當作我自己的贖罪與懺悔之舉吧。”

農家子弟因家庭為自己求學所做的犧牲背負上了沉重的道德債務，這使得他們容易形成對家庭的愧疚感并“自然”形成了一種回報家庭的心理需要。有研究者也認為農村學生形成了一種“自我犧牲”的意識，高度自制，有一種普遍的“報恩”心理。

這種愧疚感還會引出一種背叛的感覺。法國小說家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的描寫尤為細膩傳達了這種復雜的情感。她在父親死后，寫下了自傳體小說《位置》。在第一頁上，她引用了尚·惹內(Jean Genet)的一句話：“在我們違逆背叛之時，寫作是最后的倚靠”。在文中，她則寫下了這樣的字句：

禮拜天，在回程的火車上，我逗我的兒子玩，好讓他乖乖的不吵鬧，頭等車廂的乘客不愛噪音，不愛小孩動來動去。突然間，我愣了一下，“現在，我還真是個中產階級”，還有“一切都太遲了”的想法，猛然上心頭。......他拉拔我長大，就是要我能享受這些他一無所知的優渥生活。......說不定他覺得最驕傲的事，或者說他存在的正當性，正是：我屬于鄙夷他的那個世界。

對于農家子弟而言，取得高學業成就雖然契合了父母的愿望，但也與此同時與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文化相疏遠，背離了自己父母的生活方式。作為家庭甚至家族的第一代大學生，他們的大學生活是為了“不成為他的母親、他的姑媽、他的父親”。在漫長求學旅程中，家庭命運共同體也在累積著裂縫，另外一種感情在悄然生長。隨著子女離家，步入大學，農家父母對子女的支持也就越來越力不從心。

相比于中上階層父母對其子女經濟、專業知識以及人生決定的全方位支持，農家父母不可能和子女談專業知識，也不懂得他們的孩子究竟在面對什么樣的世界，只能坦承“爸爸也幫不了你了”，讓子女自己來拿主意。而子女也清楚知道“父母幫不了自己”。相比于城市中產階級家長事無巨細的指導，農家的父母們也容易顯得對子女“漠不關心”。這很容易使得農家子弟產生自己的父母不夠關愛自己的感受，心生怨念。

這樣，農家子弟的怨就處于復雜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們深知父母的難處，自己不該怨。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斷體嘗因父母能力和家庭資源匱乏所帶來的失落，總會生出怨。最終，這種怨就成了不能言說的怨，深藏于心的怨。兩位受訪者談到：

“初二期末成績不錯，于是，就有縣城一中的老師想讓我轉去縣城，我父母讓我自己選擇。我很猶豫，最后，我沒去，我給自己的理由是我舍不得我的朋友、我的老師們。中考后，有機會去我們市最好的高中(基本就是高考工廠那種類型)，暑假我在那里待了一個星期就回來了。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堅強，但那一個星期，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我都不敢接父母的電話，因為一聽到他們的聲音，我的淚水就止不住。在那里，我也見識到了，自己和城里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一直徘徊在對父母的敬愛和怨恨之間。我知道我的父母和別人的父母一樣已經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但內心郁積的怨恨已經讓我無法和他們順暢地交流。每次回家都只是簡單的問候，一點兒都不說學校的事情。”

農家子弟通過壓抑自己的情感和感受，通過自我剝削滿足他人來獲得認同，延續了對懂事的追尋。愛不表達，恨說不出口，不理解和怨恨也壓抑著。但長此以往，致使子女和父母之間的關系存在一種斷裂。

2006年8月2日，在陜西省西安市南郊一勞務市場里，剛剛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藍田縣文科狀元、普化鎮馬樓村農家子弟郝西宏為了能上大學，跟著父親在西安打工拆卸舊門窗掙學費。（視覺中國）

被高學業成就的農家子弟常常忽略的是，父母很多時候也不愿影響他們，幾乎同樣的“報喜不報憂”。雙向的“報喜不報憂”，帶來的是關系的疏離，是不相交的愛。在訪談中，有受訪者就談到自己“既感謝家庭文化中那種堅韌不拔的特點又有時候受困于其粗糙和無序”。農家子弟對家庭的感恩和愧疚、無法言說的愛恨就這樣復雜地交織在了一起，甚至催生出多重的羞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