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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眉山論劍之三:治理產能過剩 不應重復美國倒牛奶的悲劇
關鍵字: 產能過剩去產能壓縮產能需求側供給側過剩產能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的典型現象
國內媒體經濟學幾乎普遍把產能過剩的原因歸之于供求關系失衡,而大規模供求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干預,把市場化作為化解過剩產能的主要手段。事實恰恰相反,產能過剩是資本主義市場的特征。
任何一個有經濟史知識的人,都會記得歷史上令人震驚的一幕:美國大蕭條期間,一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業,成千上萬的家庭陷于饑餓,另一方面農場主把“生產過剩”的牛奶倒在路上,寧可虧損,也不降價銷售。
如此的“非理性行為”,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而只是為了追逐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超額利潤。
假如大蕭條時期是社會主義政黨執政,可以非常簡單地由政府出資收購賣不出去的過剩產品,直接分配給需要的民眾就完了。哪有什么民生急需的過剩產品存在?這也是中國歷代皇朝總會在災荒之年打擊糧食的囤積居奇,而非保護投機產權的原因。
著名匈牙利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科爾奈在研究《短缺經濟》時就承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特點是供給不足,原因是資源限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是供給過剩,原因是市場限制。
科爾奈認為造成短缺經濟的微觀機制是預算“軟約束”,使大量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可以依靠政府補貼長期存在。他認為,市場化可以硬化預算約束,從而提高效率。但是東歐轉型和金融危機否定了科爾奈的診斷。
西方同樣存在企業的軟約束。危機期間,美國政府給了虧損的三大汽車公司和金融寡頭巨額援助,確實挽救了汽車公司,但是對金融機構的巨額注資并沒有改善金融產業和實體經濟。
東歐轉型期間,按照科爾奈的處方對國有企業施加預算的“硬約束”,結果導致技術、設備、人才都比中國先進得多的東歐國有企業大批倒閉,或被西方跨國公司廉價收購,經濟大幅度下降。
反而是技術、設備、人才遠比東歐落后的中國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在雙軌制的轉型過程中,得以維持社會穩定,同時更新技術,提高了和跨國公司的競爭能力,經濟持續高增長。
這正是因為轉型時期,中國的政府和銀行給受困的企業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國和西方、東歐軟約束的主要差別是:西方和東歐的軟約束主要用于不可持續的消費補貼,而中國主要用于有再生能力的技術投資,不斷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價格機制是否在資源分配中占主導地位,涉及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分配機制的本質差異。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取酬。地區、產業、和等級的差別有平均主義的傾向,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差距比資本主義國家小得多,包括實行高所得稅和高福利的北歐國家。
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優勢,就是在戰爭、災害、或資源困乏的時期,用平等配給的制度保障民眾的基本生活。社會主義國家的短缺經濟,主要表現在新技術產品的供不應求,例如早先的自行車、收音機、縫紉機,和后來的電視機、小汽車、和住房。這在供給短缺,只能靠發展生產解決。
但是請記住,如何新產品的出現,都有供不應求問題。分配問題就成為經濟制度的核心問題。要么抽簽(徹底的平等主義),要么按等級(例如年資,職位,功勛,身份等等),要么按價格(本質是財富賦予的權力)分配。
中國困難時期,一度對短缺的消費品開放高價商店,只要有錢,如何稀缺商品都能買到。
東歐轉型,價格放開,立刻產生高通脹,使民眾的財富縮水。排隊的短缺現象沒有了,但是企業大面積倒閉,工人大量失業。用價格跳水來消除過剩產能是立桿見影,但是社會后果嚴重,談不上什么“資源優化配置”。
這里,市場機制的主要優點是調節機制比等級制靈活,問題出在靈活帶來是社會不穩定性。這是馬克思經濟學強調,而新古典經濟學回避的問題。
假如供求機制能同時解決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問題,就不需要市場和非市場(所謂政府,實際包括國有和非盈利部門的分配機制)共存的混合經濟。
過剩產能產生的根源在規模經濟與壟斷競爭
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無法解釋過剩產能的長期存在。因為完全競爭理論斷言,價格可以自動調節供求均衡到優化水平。但是所謂的邊際成本定價隱含兩個假設,一是否認企業需要足夠的利潤來補償初始的固定資本投資和歷史欠債,二是消費者沒有路徑依賴,對價格漲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這兩條都是完全不現實的。
比如大劇院經常空座率很高,按照邊際定價理論,開演前應該把賣不出去的票降價出售,甚至免費贈送。但是私營的老板很少愿意降價出清過剩座位。
原因一,如果收入不能償付初始投資,就會破產倒閉,初始投資就打了水漂。
原因二,即使短期現金流可以支撐,但是給有經驗的消費者創造了套利的機會,許多本來可以正常付款的買家,故意推遲到開場前等待打折票,大家仿效,正常定價的票賣不出去,就打亂了企業的正常經營。
所以現實的企業競爭,不只是技術競爭、質量競爭,而且是資本競爭。資本多,信用高(貸款軟約束大)的企業,對過剩產能的容忍度強,就比其他的存活率高。問題是過剩產能持續的周期能否度過宏觀經濟的寒冬,就不是企業可以獨立決定的問題。
金融是雪中送炭,還是火中取栗,就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政府面臨的選擇是讓資本的利益集團說了算,還是政府按多數人的利益做統籌安排?這不僅是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問題,更是中國市場的本質是為少數人還是多數人的方向問題。
研究營銷學的西方專家告訴筆者,現實中幾乎找不到實行邊際成本定價的案例,因為實行的企業不可能生存。現實的定價策略大體可分為成本加成定價和策略定價,前者為了維持足夠生存的利潤,后者為了實現市場份額的目標。
在有競爭者的條件下,存在產能過剩是不可避免的,過剩產能的容忍度取決于,可調度的資金是否足以熬過市場的困難時期。
西方微觀經濟學只有工資的價格粘性理論試圖解釋失業率的存在,把工會作為價格剛性機制的替罪羊。但是企業理論無法理解為何企業主不能調節銷售價格從而充分利用設備產能,如果不能預測未來的價格走勢, 維持虧損經營還想實現沿時間過程的利潤最大化,純屬紙上談兵。
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商業周期理論,和金融的企業兼并理論,從實證上觀察到產能過剩的具體原因,比如固定投資巨大、投資周期長的鋼鐵,和汽車產業的產能過剩要超過固定投資小、投資周期短的輕工業。創新經濟學注意到不同產業的生命周期,又和技術更新的替代速度有關。
最著名的理論是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他認為技術更新的結果是社會主義最終會取代資本主義。這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學的信念完全相反。
我們注意到市場供求均衡的解只對規模遞減,和規模不變的企業成立。規模遞增企業無法確定供求曲線的走向。壟斷競爭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假設壟斷企業有壟斷利潤的決定權,使實際產能處在潛在產能之下,以保證壟斷利潤。
問題是,這些理論都不能解釋為什么會出現大蕭條。
我們提出的“代謝增長論”,發現過剩產能形成的真正原因在規模經濟。新興產業的競爭者必須做大做強,否則就會在競爭中出局。但是,最后只有少數幾家企業能有足夠的市場份額,以保障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來支持研發和營銷的費用。技術落后的產業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沒成本”,和新興技術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術,都是形成過剩產能的原因。
亞當-斯密早就意識到“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在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規模主要取決于資源限制。中國前三十年的艱苦生活主要是西方經濟封鎖造成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富裕,主要源于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資源。
中國改革開放的高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中國生產的廉價產品交換中國稀缺的資源。但是,中國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價權。所以,中國產業目前所受的市場規模限制,有多重原因。
化解中國的“過剩產能” 必須區別對待
依據我們前面的分析,我們對目前國內處理過剩產能的政策,由如下建議:
目前“僵尸企業”的提法是不科學的,決定企業前途的不是債務,而是人才和技術。
我們必須搞清所謂的僵尸企業,究竟是技術上已經落后必須淘汰,還是市場波動引起的資金鏈的斷裂?虧損企業的產品究竟是有實際需求的民生產品,還是無用或有害的商品必須銷毀?企業的管理團隊,究竟是久經考驗的隊伍,還是扶不起的阿斗?
必須區分化解過剩產能的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干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后果。不能認錢不認人,成功的投資家看好的都是能成大事的人,而非能賺快錢的項目。中國不但要改進財務的信用制度,還要建立企業家人才的信用制度,幫助投資者建立經濟信息庫。
加大淘汰技術落后產能,改造污染產能的力度
目前估計的一億噸過剩的鋼鐵產能,以及其他的建材產能,究竟多少是技術落后,治理污染得不償失的企業,才需要采取關閉淘汰的措施。應當有有關產業的技術專家和行業協會參與調查,不能簡單地用財務標準或資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減少結構調整的損失。
對技術先進、人才集聚的虧損企業,要聯合金融或其他產業投資重組。
中國存在大量重復競爭的企業,一個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財稅體制鼓勵地方政府保護本地的財政收入,才會競相發展鋼鐵、汽車、房地產等短期暴利、長期過剩的產業。
治理過剩產能尤其要打破地區保護,發展跨區域的整合,才能增強規模效應和國際競爭能力。尤其中國有上百家鋼鐵企業,上百家汽車企業,每家都形不成規模和跨國公司競爭。
要利用這次化解過剩產能的機遇,學習高鐵、核電的整合經驗,組建多個有國際競爭力的鋼鐵、建材、汽車集團,不僅民營資本可以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造,國有資本也可投資有技術、有人才、但是缺資金的民企,在國際競爭中做大做強。
如何改革財政稅收體制以鼓勵跨區域的整合,也是世界難題,有待中國的體制創新。這次中央推出京津翼的協作和長江流域的協作,是很好的思路。希望推廣到產業鏈的整合,才能發揮社會主義大協作,全國一盤棋的優勢。
用收入分配的政策有效利用民生急需的過剩產能
即使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也表明,傳統的貨幣政策無法解決產能過剩的危機。財政政策除了扶持供給側的企業,更應當直接補貼急需的弱勢群體。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重演美國倒掉過剩牛奶的悲劇。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人均鋼鐵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車保有量,中國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中國只有相對收入水平的產能過剩,不存在絕對的產能過剩。
尤其目前鋼鐵、建材、汽車的產能過剩,與經濟下行的速度與市場景氣的收縮過快有關,也和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發展和公共服務的分布不合理有關。
目前中國政府推行的精準扶貧項目,已經確定貧困地區的短板在道路、住房、教育、水電等基層建設上的差距。與其用傳統的財政、貨幣政策發錢,不如學美國大蕭條時期的辦法,直接采用收入分配的辦法,由中央政府撥專項資金,地方政府向過剩產能的企業采購鋼材、建材,直接撥給貧困地區施工建設。
也可以學家電下鄉的方法,把生產過剩的汽車產能轉產農用汽車,補貼給貧困地區的農民發展運輸和生產。
對于長期空置的“鬼城”,可以學美國1980年代末解決儲蓄貸款銀行危機的辦法,不是搞什么房地產保值,而是把破產接收賣不出去的房產,零首付或超低價轉移給貧困縣以下的居民和無房不敢結婚生育的中青年,同時解決過剩產能、創造就業、和社會維穩的難題。
具體操作方法,我們會在討論金融危機和房地產泡沫的文章另行討論。
總而言之,過剩產能是資本主義規模經濟的必然產物。中國民生主導的市場經濟,能否比西方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更好地化解過剩產能,進一步占領核心制造業的制高點,早日實現全面小康的偉大理想,需要突破西方教科書經濟學的迷信,借鑒和超越西方發達國家的規范市場,探索社會主義混合經濟的協作新路。
我們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深入調查中國國情,高度警惕國際市場的危機風險,才能化解過剩產能之危,抓住中國建設市場規范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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