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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臭咸魚】

近日，聊城中級人民法院的一紙判決被《南方周末》送上了輿論熱門，這起案件的細節也引來無數網民的關注。同情被告人于歡者有之，對法院一審判決不滿者有之，懷疑出警警察瀆職者有之，甚至懷疑南周報道失實期待劇情反轉者亦有之。

不論立場、觀點如何，就目前而言，最高檢及地方政府、司法部門介入此事來看，真相終會有大白之時，大家拭目以待即可。

筆者也在這段時間看到一些歷史愛好者，借著史書上的類似“孝子復仇”案件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其實這都是一家之言，也有可能是取了符合自己觀點的案例來講解。正所謂偏聽則暗，兼聽則明，我就整理了一些類似的案件，算是給大家開拓一下視野，增加一些談資吧。

呂思勉先生說：“復仇之風，初皆起于部落之相報，雖非天下為公之義，猶有親親之道存焉。” 在部落時代，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和文明程度并未達到更高的程度氏族部落尚未產生凌駕于氏族之上的公共權力，部落為了解決問題，多用私相復仇的辦法。先秦時期復仇的對象也是多種多樣，甚至有為了復仇而刺殺君主的，比較著名的事件有豫讓殺趙襄子，荊軻刺秦王。

豫讓刺趙襄子——“拔劍三躍而擊之”

《史記·刺客列傳》對這些事情記載比較詳細，作者司馬遷本人也對這些刺客持肯定贊揚的態度，認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但是先秦的復仇也并不純粹，通常夾雜著政治斗爭。秦代自商鞅變法之后，就加大了對個人仇殺行為的懲罰力度。

秦已降，為血親父母復仇才是歷史的主流。在漢時，國家已經法律層面禁止私人復仇，但是血親復仇仍然變成了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禮記·曲禮》：“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

儒家文化提倡為血親復仇對后世影響很大。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在統治思想去的主導地位，尤其是春秋《公羊傳》的一句“不復仇，非子也。”對漢代復仇風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周天游先生總結了漢代復仇風氣大盛的原因：漢代延續了戰國時期游俠風氣，重視宗族血緣關系和孝道，道德與法律產生沖突之后進行了協調，社會風俗的誘導和地域很文化特征的因素。除此以外，筆者認為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也是重要的原因。所以在兩漢相關史書中為血親復仇的例子尤多。

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中記載了不少“游俠”的故事，這一點也被后來的班彪、班固父子的《漢書》所繼承

就目前而言，并沒有發現西漢政府發布過禁止復仇的律令，所以解決仇恨問題不免要借助于民間私人的力量。例如《史記·游俠列傳》中有記載郭解的故事。

郭解是西漢時河內郡人，以游俠而聞名。洛陽有兩家人結仇，本地鄉賢、豪強數十人前后從中調解，仇家都不肯罷休，于是有人去請郭解幫忙。郭解連夜去見仇家。由于郭解的名聲太大，仇家勉強答應放棄復仇。郭解又跟仇家說：“我聽說本地很多鄉賢曾來調解也沒效果，如今你給了我面子，我怎么可以從外地來干涉本地鄉賢的事呢。”

郭解又連夜趕回去，臨走前囑咐仇家：“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我來過，你暫且對外還是說不肯答應，等我走后，再有人前來調解，你就答應他吧。”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閑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閑，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閑，乃聽之。”）

到了東漢時期，情況也是不斷變化的。例如，建武二十五年（49年），徐州廣陵郡堂邑縣人防廣為父報仇，殺人坐牢，就在等待執行死刑的期間，他的母親病死了，防廣得知，坐在牢里整日哭泣不肯吃東西。縣令鐘離意十分同情防廣，就下令放他回去給母親辦理喪葬，當時縣里的其他官員擔心防廣會因此逃亡，紛紛反對，鐘離意說：“出了事，責任在我。”

防廣在給母親辦理完喪事后，就主動返回監獄，鐘離意將此事向上級匯報，上級竟然寬恕防廣，免除其死刑（仍然需要服刑）。

由此可見，在東漢開國之初，血親復仇的結果仍然是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直接應該判處死刑，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防廣終因孝順而受到官方減刑處理，也是符合當時的推崇孝道的社會氛圍，這是人性化處理結果。

（《后漢書·鐘離意傳》：（建武）二十五年（49年），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系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到了建初年間，民間有人因為別人侮辱其父親，怒而殺之，這個血親復仇案上報到了朝廷，漢章帝劉炟為此下詔免除其死刑。從此之后，各級執法部門都以此案為定案標準，甚至朝廷法律部門增設《輕侮法》。大概意思是：殺死侮辱父母者不獲死罪。

（《后漢書·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