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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編者按】在新文化運動發軔百年之際，有關其百年反思接踵而來。5月16日，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丁耘接受澎湃新聞專訪，闡述了他眼中的新文化運動及其遺產。他表示新文化運動的遺產里確實有不少需要檢討的東西，但不應像一些“儒生”那樣對其徹底否定。“新文化運動當年對傳統的否定有多徹底，今天的‘儒生’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就有多徹底。這樣的‘儒生’其實是新文化運動的‘鏡像’甚至孽種。它比新文化運動的正統傳人更象新文化運動。因為它憎恨父親對祖父的憎恨，所以一樣是憎父者，更像父親，而非祖父。”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丁耘

澎湃新聞：我們總說：“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啟蒙運動?！?你是否認同？

丁耘：這種概括雖然比較通行，也有利于去分析新文化運動的某些重要特征，但畢竟并不全面。

這種描述大概可以追溯到美國的舒衡哲，在中國更加出名是因為李澤厚先生，而李先生已經指出除了“啟蒙”之外，新文化運動也包含了“救亡”的主題。張灝更是為新文化運動羅列了一系列的“兩歧性”。實際上新文化運動有比較復雜的面相。

除了“啟蒙”之外，當時也有部分“文藝復興”的訴求。當然復興指向的，是被儒家壓抑的、中國思想文化中的其他小傳統，例如墨、法、名家等等。同時，新文化運動本身也有一個支流，可歸為中國現代保守主義。保守主義本身也是復雜的，其中重要的一支，就是后來新儒家的濫觴，雖然新儒家后來的發展，也蘊含了同自由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結合的可能，但主要不是復興被儒家壓抑的其它思想傳統，而是復興儒家。但對待儒家的方式與康有為之前大不相同，是以斷裂為前提的，是“復興”式的，而非“延續”式的，是棄經學而用哲學的。哲學以及整體現代學科權威地位的建立，和新文化運動及其代表人物有很強的關系。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面相在《新青年》五卷五號之后也被革命的面相所取代。當然“革命”與“啟蒙”的關系比“救亡”與“啟蒙”的關系更為復雜。雖然有如此之多的復雜情況，一個經過重新解釋和擴充的啟蒙概念，還是可以為概括與研究新文化運動提供很多便利的。在這個意義上，“革命”、甚至“保守”的面相，都可以同啟蒙兼容。

1918年5月15日4卷5號《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現藏于北京魯迅博物館

澎湃新聞：那你個人如何定義“啟蒙”？

丁耘：對啟蒙運動，中西方有許多定義。這些定義有可通之處，也有不少差異。我愿意舉出啟蒙運動“越權威而任理性”這個特征，這大概具有最強的解釋力。

其中“越權威”這個特征更普遍一些。中世紀教會權威至上，世俗政權則受到諸多復雜限制。早期現代化是王權從天主教會那里爭取世俗權威的“絕對主義”過程。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沖擊教會的組織權威，但有利于君主的主權權威。啟蒙運動則進一步沖擊宗教的權威，不止于組織，而是針對宗教的教義、經典、精神乃至人類的宗教現象本身。并開始沖擊君主主權。天主教會的組織和教義權威被宗教改革沖擊過的地方釋放了一些壓力。而保留天主教會的地方如法國，歷史欠賬太多，所以其啟蒙是最激進的。新教國家沒有發生最激烈的革命。在中國，所棄的權威是同皇權、科舉、宗族與士紳傳統緊密聯系的儒教，主要不是康有為要搞的孔教，就是傳統儒教。

不過，“任理性”就會帶來差異，因為理性觀差別很大。法國的、蘇格蘭的、德國的，都有差別。這都既反映在觀念史里，也體現在政治史、社會史里。但理性對于中國思想傳統并非什么新東西，理學傳統就是理性（或“性理”）傳統，本來就試圖將儒家經典重新奠基于“天理”而非圣人的權威之上?？梢哉f理學是最早的現代啟蒙，歐洲啟蒙的源頭之一。而成于軸心突破的儒家，則是早熟的啟蒙，且蘊有對啟蒙過火的內在克制。

我目前傾向于對啟蒙做溫和的保守主義解釋，不是用保守主義拒斥啟蒙，而是對啟蒙重新解釋，即《大學》三綱領：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就是啟蒙。明與enlighten若合符節。差別在于所明之“明德”與歐洲傳統的“理性”之間。有差異、可會通，但也保留差異。儒家明德可以包容理性。實際上，歐洲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來源就是理學。因此理學傳統可以說包含了一種更為本源、宏大的啟蒙哲學。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比康德所謂“勇敢運用自己的理智”更高明、闊大、整全。其中的新民說如發揮得當，也可把中國的啟蒙運動、保守主義和革命傳統都包含進去。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人之一，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