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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藏”二字首次出現于明朝史料

對于“西藏”的地名在明朝的出現和演化，李勤璞先生有詳細論述，本文略作釋讀[14]。

元朝將“烏思藏”正式當做行政區劃名稱之后，明初沿用了這個說法。史載洪武五年（1372年）烏斯藏內附，翌年大明設立“烏思藏衛”，起初屬西安行都司兼轄，隨后升為“烏思藏都指揮使司”。終明一朝直到崇禎年間史料中都有烏思藏入貢的記錄[15]。

清張廷玉等主撰的《明史》記載崇禎三年（1630年）烏斯藏入貢（《明史 · 卷二十三 · 莊烈帝一》）

“西藏”二字首次出現于《明神宗顯皇帝實錄 · 卷之三十七》萬歷三年蔡汝賢的奏疏中，其中的一句是：“蓋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繇；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16]

萬歷三年蔡汝賢奏疏中首次出現“西藏”二字（《明神宗顯皇帝實錄 · 卷之三十七》）

這里的“西藏一路”從字面意思來看指的是從“西海”（青海湖）到“藏地”（烏斯藏）去的道路。

在蔡汝賢上奏三年后，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錯向元輔張居正致函，在信中自稱“釋迦摩尼比丘”，稱張居正為“朝廷欽封干大國事閣下張”，還說自己“保佑皇上，晝夜念經”，恭恭敬敬地請求大明朝廷給他賜封。

萬歷七年，張居正收到書信和禮物之后上奏神宗，在奏疏和通信中將鎖南堅錯（索南嘉措）稱為“烏思藏僧人”“藏僧”或“西僧”，將西海（青海湖）以西的青藏高原地區稱為“西番”[17]。可見當時的官員已經開始以“西”和“藏”指代烏斯藏地區。

張居正在《番夷求貢疏》中混用“烏斯藏僧人”“西僧”，劃線部分為索南嘉錯（三世達賴）請求大明冊封的書信。（《張太岳文集·卷四十三》）

如果說蔡汝賢和張居正的奏疏只能說明“西藏”的名稱在當時初具雛形，那么十多年后鄭洛的《敬陳備御海虜事宜以弭后患疏》則完全確定了“西藏”一詞的內涵[18]。

《皇明經世文編 · 卷四百五》記載右都御史、經略陜西延寧甘肅宣大山西邊務的鄭洛在萬歷十九年平定洮河之亂后，上書朝廷詳細闡明了經營西邊的戰略。他提到當時藏地已經成為宗教中心，“各番赴藏受戒，如漢人之赴京求官”，文中交替使用“去烏思藏受戒”“各僧就近取道海上，直赴西藏”等表述，證明當時已經形成混用“烏斯藏”“藏”和“西藏”形容西藏地區的習慣。

鄭洛奏疏中介紹番僧“去烏思藏受戒”“直赴西藏”（《皇明經世文編 · 卷四百五》）

鄭洛還詳細記錄了西藏的地理方位：“西寧行百里許而出石硤，即為塞徼。又西行四五百里，乃為青海（青海湖）。青海周圍七八百里，其西有大小鹽池，西南則通烏思西藏（注：“烏思西藏”在此處為同位語，被鄭洛用于指一個地方，而非兩地），西北則通瓜（今酒泉市瓜州縣）沙（今敦煌市）哈密（今哈密市）。皆其可去可來之地、可牧可獵之區，延袤數千里，廣漠無際。”

鄭洛奏疏中描述“西藏”的地理位置（《皇明經世文編 · 卷四百五》）

綜上所考，從蔡汝賢的“（由）西（至）藏一路”、到張居正的“西”“藏”“烏思藏”、一直到鄭洛的“藏”“烏思藏”“西藏”，可見最晚到有明萬歷年間，中國已經形成了使用“西藏”一詞指代過去“烏斯藏”地區的慣例。

六、清朝將“西藏”的名稱制度化

明朝對西藏和周邊地區的羈縻管理主要由三條主線構成，一是從明初開始設立都指揮使司和衛所制度作為軍事保障，二是通過對當地的僧俗首領的“多封眾建”實現政治穩定，三是以張居正為首的干臣巧妙運用藏傳佛教格魯派信仰有效緩解西藏、青海諸番乃至蒙古各部與明朝間的緊張關系。清朝的統治者將這些明朝肇始的制度發揚光大，實現了對西藏的直接統治。

從明末開始，衛拉特蒙古的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以武力占領青海和西藏地區。1641年，在格魯派的四世班禪與五世達賴的請求下，固始汗攻打西藏地區噶瑪噶舉派的藏巴汗政權，不久后占領日喀則，降服后藏地區。1653年，順治帝冊封顧實汗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此時在西藏地區的和碩特汗國已經臣服滿清政府。

1717年，蒙古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攻入拉薩，和碩特汗國末任可汗拉藏汗派人進京向中央政府求援，但很快兵敗身死，和碩特汗國覆滅。準噶爾軍隊進入西藏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給西藏社會和人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準噶爾部占據西藏震驚朝野，清廷深感茲事體大。康熙當時稱：“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茍準夷盜踞，將邊無寧日。”于是兩次對準噶爾用兵。1719年，康熙派十四子允禵擔任“撫遠大將軍王”，以年羹堯為四川總督負責后勤，征討策妄阿拉布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