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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創立于1941年，是“一個在世界范圍內助力自由事業發展的非政府組織”。盡管這是官方描述，但其資金主要來源于USAID、NED和索羅斯基金會。

“自由之家”以囊括美國諸多名人的豪華董事名單而聞名: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卡特時期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小布什時期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克林頓時期分管財政的副國務卿斯圖爾特·艾森施塔特以及小布什時期國防部長助理兼世界銀行前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

至于NED，這一組織參與了遍布全球的眾多旨在破壞目標國社會穩定的資金援助項目。2006年，蓋伊·丁摩爾在英國《金融時報》發文稱，“自由之家”“是由美國國務院挑選的為伊朗地下活動接受注資的組織之一”。

美國著名匈牙利裔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也致力于輸出“美國制造”的民主，并為此創建了其一干基金會中的一個———“開放社會研究所”。它創立于1993年，起初致力于東方陣營國家在后共產主義時代的轉型。大量文章指出，它積極參與資助“顏色革命”和拉美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的運動。

顯然，這些組織不但不是什么非政府組織，反而極具政府背景。理查德·福爾克曾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發文評論其活動屬性：“有時，這些單位甚至被媒體冠以‘民間組織機構’：往好里說，是無知；往壞里說，則是一種故意欺騙。不論我們如何看待其活動，但認為它們是非政府組織或民間組織都是大錯特錯的。”對于這些組織“民主推行者”的角色，眾多評論家持懷疑態度。我們還注意到，這些偽非政府組織在外國引領的深度顛覆性活動在美國是禁止的。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布魯姆所說：“我們在國外做著在國內被禁止的事。”

伊朗2009：“阿拉伯之春”的開端

2009年夏天，攪動伊朗的系列事件均富有教育性。其實，“顏色革命”期間已知的和已被應用的操作模式，正因多種可怕且高效工具的加入而豐富起來。

第一，他們小心利用社交網站動員伊朗的活動分子，并即時引導網絡信息。推特、臉書、優兔和其他社交媒體點燃了博客世界，顯示出其打擊力度。

第二，美國政府強烈鼓吹并聲言捍衛伊朗示威者使用社交網站的權利，并在媒體上大肆宣傳。這種介入甚至上升到對一些美國社交網站直接進行干預，以讓持不同政見者最大限度地使用這些工具。美國國務院還曾要求推特推遲其需要中斷服務的運行維護工作，因為這將剝奪伊朗反對派的聯系途徑。而且，基于美國政府與私企間奇怪的密切聯系，推特接受了這一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賦予伊朗人的這種使用社交媒體的“不可剝奪的”權利，甚至是美國公民在游行示威時也未被授予的。

第三，西方常規主流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們大規模傳播和灌輸多數未經證實的消息，從而使一些有悖真相與倫理的拙劣報道充斥熒屏，并總以此自夸。它們還有一種慣例:將錄音或錄像中“不和諧”的部分以雜音覆蓋等方式進行掩蓋，或以視頻片段回路的方式通過優質手機傳播，以此讓人難以發覺。此類作品的質量與行業標準相去甚遠，且為避免與其他行動交叉而暴露，難以用天線傳輸。

這些業余愛好者的“報道”幾乎能在瞬間傳播開來，且數量極大，明顯引發人們對伊朗網絡反對派與西方媒體巨頭間緊密關系的懷疑。

另一個重要方面是，這些網絡反對派都受過CANVAS的培訓。正如該組織現任主任斯爾賈·波波維奇宣稱的那樣：“我們已出現在37個國家的活動分子周圍。有一些成功了，如2003年在格魯吉亞和2004年在烏克蘭，但也有失敗的，如在津巴布韋、白俄羅斯和伊朗。”再次重申，CANVAS是一個培訓尚未成熟的網絡反對派的機構，它在塞爾維亞的一些辦事處，都是按照吉恩·夏普的理念成立的。特別是，它得到了致力于“民主輸出”的美國專業組織的資助。

2009年伊朗“綠色革命”

針對阿拉伯國家的“民主輸出”

根據美國的地理劃分，阿拉伯國家分屬中東和北非地區。與我們所想的不同，對于阿拉伯“革命”的準備并非始于奧巴馬時期，而是小布什時期。此外，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兩黨在“民主輸出”方面的立場幾乎一致。它們都致力開展聯合行動，正如我們見到的其在IRI和NDI的行動那樣。另一方面，不論美國哪個黨及何人當政，都會為這些項目和參與者保駕護航。

我們應認識到，所有觸動阿拉伯國家的“革命”都始于非暴力階段，都在用吉恩·夏普自成一套理論的運動方式。一些人引領著體制變革(如突尼斯、埃及“革命”)，或乘總統即將離任之機起事(如也門)。在其他國家，非暴力階段則僅是曇花一現，變革迅速進入包括多種形式的外國干預的暴力階段，國家陷入血腥的內戰陰影中，這就是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局面。敘利亞政府目前仍在面對由美國在內的一干國家大規模資助、支援和“保護”的反抗軍。還應注意，這兩國的情況與突尼斯、埃及和也門的相反，“革命”不是始于首都，而是多發于邊境地區。被內戰困擾的這兩國的另一相似之處是，反抗者打出了“新型復古”的旗幟，作為與現行制度決裂的象征。

在這場通常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運動中，民眾游行示威主要由網絡反對派中的年輕人引領和組織，他們熱衷于新科技。反對派的年輕化是“阿拉伯之春”與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和伊朗的反政府運動的共同點。與表面現象相反，這些“革命”不具任何自發性。

網絡反對派從兩種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補充的培訓中獲益。一是現實空間中的“領航”技術，二是網絡空間中的“領航”技術。其中一部分人會脫穎而出，為領導層所賞識。埃及著名網絡活動分子、“4月6日青年運動”發起者艾哈邁德·馬希爾指出：“使網絡運動活躍與使街頭運動活躍是兩碼事。”這種認知在圈內是常識性的，顯示出活動分子及其領導層的現實主義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