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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和阿拉伯網絡反對派

對示威者來說，現實空間里的“領航”包括如下技術：動員民眾的藝術；與警察拉關系的藝術；后勤保障能力；發生暴力行為時的應變能力；政府動用武力驅散人群時的應對能力。網絡反對派領導人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動員、訓練和組織街頭示威活動。而這些難題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前好幾年，就已被CAN-VAS解決。

阿米尼·加利是最早加入的突尼斯活動分子之一。2008年起，他成為“凱瓦基比民主變革中心”(KADEM)的項目負責人。這是一個由“大中東民主計劃”資助的中心，由美國國務院直接領導，得到了喬治·索羅斯名下的OSI和NED的資金支持，還與“自由之家”開展密切合作。此前，阿米尼·加利還曾為包括“自由之家”在內的好幾個組織工作。

在拍攝一部反映“阿拉伯之春”的紀錄片過程中，加利接受采訪，承認在2007年11月參加了CANVAS為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國家持不同政見者舉辦的一次培訓，并展示了培訓時的照片。他明確指出，培訓在摩洛哥的拉巴特舉辦，組織者就是CANVAS組織中的塞爾維亞人。

通過突尼斯快報廣播的一次播音，我們得知兩名突尼斯著名網絡活動分子———斯利姆·阿瑪姆和艾瑪·本·杰瑪也參加過此次培訓。要知道斯利姆·阿瑪姆曾在后本·阿里時代的首屆政府中任青年和體育國務秘書，他本人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曾大肆鞭撻本·阿里政權，而這僅僅是短短幾個月之前的事情。

突尼斯大學生總聯盟(UGET)秘書長伊茲丁·扎阿杜爾在前述的紀錄片中宣稱：“‘抵抗’運動給了我們一本描述其所有戰略的書。”這本書正是由CANVAS出版的，書名是《非暴力行動50點》。這一反對派的完美行動手冊大量借鑒了吉恩·夏普的理論，已成為方便實用的必備品，當時被譯成了6種語言(包括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還能在互聯網上免費下載電子版。書中提及了199種“非暴力行動手段”，其中一些在阿拉伯大街上被廣泛使用，后文將對此進行討論。在接受《阿爾及利亞焦點》報訪談時，斯利姆·阿瑪姆承認其受到了一些美國機構的“幫助”，但他未指明是哪些機構。

埃及人也從塞爾維亞人傳授的專有技術中獲益。大量參考資料提到，“4月6日青年運動”的發言人穆罕默德·阿德爾曾于2009年夏在CANVAS實習，比解放廣場發生騷亂時要早得多。他本人在索菲亞·阿馬拉拍攝的紀錄片中承認此事，并透露是與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的14名活動分子一起接受培訓的。他還宣稱經過實習，已非常熟悉組織群眾的技術以及該如何應對警方暴力。隨后，他也和職業培訓者搞起了培訓。阿德爾這一夏季實習也被“自由之家”的中東和北非地區項目負責人謝里夫·曼蘇爾證實，這也是該組織資助CANVAS培訓活動的證據。在此應當指出，“自由之家”和“4月6日青年運動”間的關系早在此次實習前就已建立。在一篇講述艾哈邁德·馬希爾的文章中，作者戴維·沃爾曼強調了“(謝里夫·曼蘇爾)多年來與馬希爾及其集團的緊密聯系”。

正如斯爾賈·波波維奇所披露的，CANVAS不只是訓練突尼斯、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的活動分子。他確認，全世界共有37國的活動分子從CANVAS提供的培訓中獲益。朱莉·佐格在其一篇深入研究“阿拉伯之春”問題的文章中證實，“‘自由之家’在中東同樣高度存在”。維基解密公布的電報說明了其在敘利亞、巴林和埃及的存在。在埃及，“自由之家”顯然支持了“4月6日青年運動”。另有始于2009年4月并已公開的外交文件指出，在大馬士革，該組織“領導著好幾個非暴力行動工作室”，“這些項目旨在嘗試顛覆阿薩德政權”。

CANVAS向阿拉伯活動分子提供的這一培訓，無論是在社交媒體上，還是在已知發生暴亂的不同城市大街上均大有建樹。

首先，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反政府人士在其布告、游行呼吁書和群發的反政府短信中都使用了這個拳頭標志。在埃及，“4月6日青年運動”也將它作為自己的標志，大量反對派分子在游行時高舉的橫幅標語上，都有這個斯爾賈·波波維奇領導的名叫“抵抗”的反政府組織標志。

除拳頭標志外，其他技術手段也在民眾示威中引起關注。我們將CANVAS的《非暴力行動50點》這一教材中非暴力行動的一些招數列舉如下：

第7招：使用口號和象征符號。

第8招：拉起橫幅標語、布告和廣告牌。第12招：讓傳單滿天飛。

第20招：舉行祈禱行動和宗教儀式。第33招：拉攏敵人。

第34招：在重大事件前夜緊鑼密鼓地籌備。第37招：反復且有節奏地高呼口號。

上述招數不勝枚舉，指出了CANVAS慷慨貢獻的培訓是怎樣嚴格有素，并且具有高度的實用價值。吉恩·夏普就對埃及網絡活動分子的行動毫不吝惜贊美之詞，稱對自己的追隨者的執行力感到“特別自豪”，并意識到“穆巴拉克倒臺是他所見過的最‘頂尖’的民主革命”。穆罕默德·阿德爾則自詡道：“這是屬于我們的革命。CANVAS只是讓我們學會了如何更有效地組織和運用抵抗策略。”

201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發表“互聯網自由”演講。

“網絡版阿拉伯聯盟”

正如此前提到的那樣，美國“民主輸出”機構為阿拉伯網絡活動分子提供的第二種類型的培訓便是網絡空間中的“領航”技術。

顯然，社交媒體和新科技在阿拉伯“革命”的計劃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種工具能夠讓各國反對派在空前短的時間內聯系數量驚人的個人，并在一國內外進行重要資料、信息的數字化交換。美國國務院和各機構對該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使反對派繞過本國審查，提升地理定位技術，并能在其遭到逮捕時傳送圖像和視頻，以顯示專制制度的“不人道”面目。

此外，自“伊朗之夏”以來，引人注意的還有美國對新技術的巨大關注。奧巴馬總統及其國務卿多次干預以捍衛自由使用互聯網，以及要求正在發生民眾抗議的國家不中斷互聯網瀏覽，這些都大為可疑。

希拉里·克林頓甚至在2011年2月15日證實“互聯網已成為21世紀的公共空間”，“臉書、推特和優兔支持的埃及和伊朗的游行示威映射出，鏈接技術正是政治、社會和經濟變革的加速器”。她還宣稱，將拿出2500萬美元“支持在線表達熱愛自由的項目或工具的開發”，并促使推特在開設波斯語和阿拉伯語服務后增設漢語和俄語服務。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和谷歌之間復雜的關系長期以來就是媒體熱議的話題。這個著名搜索引擎已被看作是“美國外交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