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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修正了他的錯誤，讓美國較快走出金融危機

觀察者網：有道理。您提到當資產負債表衰退發生時，貨幣政策沒什么作用，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便是其中一個例子。這也與一般危機應對措施有矛盾。本·伯南克被認為是研究美國大蕭條的專家，他早在1990年的論文中就寫道，如果美聯儲及時出手，及時為市場注入流動性，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就不會落入那么糟糕的境地。這也就是為什么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擔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推出大規模量化寬松的原因。您能解釋一下嗎?

辜朝明：我之所以給我2008年出版的書起名叫《大衰退：宏觀經濟學的圣杯》，是因為曾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在他的一本書中曾提到，“沒有人能向我解釋為什么美國經濟崩潰得如此之快。如果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那么他應該獲頒“宏觀經濟學的圣杯”。

我用資產負債表衰退解釋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發生的情況，這就是我給自己的書起了《宏觀經濟學的圣杯》這個名字的原因。

伯南克實際上讀過我的這本書，他還推薦其他人也讀一讀，因為這本書解釋了大蕭條期間所發生的事情，而他沒能做到這一點。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是美聯儲內部讀過這本書的人之一。

伯南克說，如果美聯儲能回到1929年的紐約，向金融系統注入資金，那么一切就都會好起來。而且他在2008年雷曼危機之后的確這么做了，美聯儲推出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很快將利率降至零。不過美國經濟還是遭受了這么多年的打擊。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伯南克意識到了，他在2008年之前的想法實際上是錯的。這就是為什么他在2008年之后推薦那么多人讀我的書的原因。所以如果某位中國教授仍然認為伯南克在2008年之前的相關觀點是正確的，那我不得不說，即便伯南克自己也不會贊同。

伯南克在2008年之前的研究成果，實際上他后來自己都付諸實踐過，因為他那時已經是美聯儲主席。當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時，美聯儲把利率降到了零，并很快注入大量資金，但美國經濟仍遭受這么長時間的痛苦。此外，伯南克還告訴美國國會不要削減赤字，這其實不是美聯儲主席應該說的話。美聯儲主席應該只談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是屬于美國國會的職權范圍。

一般情況下，美聯儲主席永遠不會針對財政政策發表評論，但伯南克完全打破了這一規則。他提出警告，如果國會削減赤字，采取財政緊縮政策，政府拒當最后借款人，美國經濟將被推下“財政懸崖”，我們都將遭受巨大的損失。伯南克的確阻止了國會削減赤字的計劃，這也是美國能夠比歐洲更快復蘇的原因。

美國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中心，美國人犯了很多錯誤，包括次級貸款泛濫等等，可歐洲的危機持續時間更長，比美國復蘇得更晚，這是因為歐洲人并沒有推出財政刺激政策，美國人卻這樣做了，這多虧了伯南克。

我在后來的這本《被追趕的經濟體》中就是這么寫的。因為他意識到自己錯了，并改變了想法，他告訴國會美國需要推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無法解決問題。我還引用了他在美國國會的發言，我欽佩他的勇氣，能夠站出來說出他在2008年之前并不相信的觀點。

·“中國已經意識到資產負債表衰退風險，這是中國的巨大優勢”

觀察者網：關于您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對中國的適用性，在中國的經濟學家群當中比較有爭議。您在2023年夏天的一場演講中指出，如果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就可能面臨日本那樣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風險。您為什么持這種觀點？在您看來，中國目前的房地產狀況和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房地產狀況有什么異同之處?

辜朝明：中日兩國的房地產有很多不同之處。日本的情況是，5年里房地產價格飆升5次，最后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但不像中國，日本的建筑業參與不深，受影響并沒那么大（日本的房地產買賣以成品房為主，編者注）。建筑業在泡沫經濟破裂之前只增長了一點，泡沫破裂之后也僅僅稍有下降。

但在中國，房價一直在上漲，但我不知道未來房價是否會下降，因為政府對房屋降價出售有諸多限制，所以不幸的是，這些數據已經不能反應市場狀況了。此外，建筑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建筑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26%，我們知道中國建筑業現在表現不好，如果該行業萎縮10%，那么中國GDP總值就將萎縮2.6%。

這是30年前的日本不需要擔心的問題，因為當時日本的建筑業規模在整個經濟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所以，中國要面的問題不僅僅是資產負債表問題，還有建筑業衰退，這是一種實體經濟的衰退。與30年前的日本相比，這是兩者之間的最大的區別，對中國很不利。

辜朝明認為，建筑業總產值占GDP比高達26%，也使得中國的房地產一旦出現泡沫會影響實體經濟發展。就此觀點，有中國學者指出要按制造業增加值占GDP（7%）來比較才合理。

然而，我認為中國比30年前的日本有一個巨大優勢，那就是我們正在進行這場辯論，這意味著中國有很多人，尤其是經濟學家，他們已經意識到了“資產負債表衰退”這個問題。

在30年前的日本，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么。銀行承諾將利息降至零，什么也沒發生。我們采取各種手段，結果毫無用處。我們完全迷失了，至少我自己迷惑了7年左右。

大約在1997年，我提出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概念，我開始對政府說，不要削減赤字，要增加赤字。于是政府借錢來維持經濟的運轉，直到泡沫破裂的7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我才把問題想明白。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概念。

我們浪費了很多年時間，嘗試貨幣政策、嘗試結構性政策，我們做了很多嘗試。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在中國。因為很多人，包括您作為編輯，已經意識到了“資產負債表衰退”這個問題的存在。如果大家都同意是這個理論，那么我們就可以對癥下藥，20分鐘內就能解決問題。如果中國領導層得到了正確的建議，比如說，在未來5年內實施財政刺激政策，經濟就會正常增長。老百姓甚至不會意識到他們曾經處于“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風險之中，因為GDP一直在保持正常增長。

我想這就是中國相對于30年前的日本的一個巨大優勢。因為中國的很多人都已經知道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