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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衰退，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有沒有用？

觀察者網：您的背景有些特別，請您談這個話題也有點敏感，但能體會到您的回答非常聰明。下一個問題來自您的同事野村證券的陸挺，首先他對您的理論非常贊賞，但他在討論資產負債表理論和藥方在中國的適用性時跟您觀點不一致，他認為貨幣政策不能全盤否定，結構性改革也不應該忽視，您跟他討論這個問題嗎？您如何回應他的這一觀點？

辜朝明：我認為陸挺先生是我所見過的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之一，我很榮幸能成為他的同事。我經常問他很多關于中國的問題，因為他比我更加了解中國。我非常尊敬他，我現在告訴你的很多中國的信息，實際上都是陸挺先生提供的。

我堅持貨幣政策對“資產負債表衰退”不起作用這一觀點，但我同時也認為貨幣政策極其重要。

銀行危機和資產負債表衰退，是兩個互相獨立的現象，可以有銀行危機而不發生“資產負債表衰退”，也可以在沒有銀行危機的情況下發生“資產負債表衰退”。

但在很多情況下，這兩種情況是同時發生的。當一國經濟體遭遇銀行危機，經濟泡沫破裂的時候，“資產負債表衰退”也出現了。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之后，正如我已經描述過的，經濟體系中的資金從1000美元縮水到900美元，再到810美元，730美元……銀行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在泡沫破裂之后，很多人破產，這意味著銀行出現大量不良貸款。這時候，就需要中央銀行出面，推出貨幣政策來支持金融部門，支持經濟，防止情況變得更糟。

但如果你問我，貨幣政策能否解決“資產負債表衰退”問題，我的回答絕對是否定的。但如果“資產負債表衰退”伴隨著銀行危機，那么我認為，必須利用貨幣政策來拯救銀行系統免于全面崩潰，央行必須向金融系統注入大量資金，使利率降至更低水平。有時央行會使用所謂的寬容政策，即使銀行從技術角度來說已經破產了，你也會假裝銀行沒事，直到銀行進行資本重組。如果情況糟糕到銀行無法進行資本重組，那么政府就必須向銀行注資。

因此，如果你在單一地討論“資產負債表衰退”，我主張不能依賴貨幣政策。但如果在“資產負債表衰退”之外還有一場銀行危機，那么絕對需要貨幣政策的幫助。

觀察者網：那么關于結構性改革呢？您不同意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解決問題嗎？

辜朝明：說起結構性改革，我是最早討論結構性改革的經濟學家之一。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我分析了日本經濟中所有的結構性問題，而且我寫的報告也被美國政府采納了，被老布什總統納入了所謂的日美“結構性障礙倡議”（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成為了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

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不能用結構性因素來解釋日本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的突然崩潰。如果還有人希望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解決當時日本的問題，我不會贊同。因為日本當時面臨的問題，既無法用結構性因素來解釋，也無法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解決。我并不是說結構性改革不好，我正是因為主張日本應進行結構性改革而成名的。

當經濟面臨崩潰的時候，我認為不應該依靠結構性改革來拯救經濟。你可以去做結構性改革。無論如何，如果你能做到，你當然應該做，但不要指望在遇到“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時候，結構性改革政策能夠拯救經濟。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

“盈余國家應對對美貿易沖突，放開國內市場更重要”

觀察者網：了解。您所提出的藥方——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不起作用，必須依賴財政性政策，針對的是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很多時候，您的觀點被抽離了當時的前提條件，所以聽起來難免讓人狐疑。

最后一個問題。您也談到中國的挑戰，比如與西方的脫鉤、老齡化和中等收入陷阱等等。談到1980-199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您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陳述，您說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左右為了減少貿易摩擦而拒絕向美國開放市場，反而在多年里放任日元升值，導致日本制造業空心化，經濟增長趨于停滯。

中國正在面臨與美國的貿易戰，當然與當年的日美貿易戰很不同，中美貿易戰早已經延伸到了科技、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中國也在努力保持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關鍵地位，想在經濟上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如果單純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日本的經驗教訓對中國來說有沒有價值，或者有什么樣的價值？

辜朝明：貿易問題，實際上也與“資產負債表衰退”有關。如果一個國家是貿易逆差國，當然日本當時不是，中國現在也不是，它不能通過匯率貶值來走出“資產負債表衰退”，這是我們應該吸取的教訓。

30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國一樣，是一個有著巨大貿易盈余的國家。當日本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時，日本認為可以通過降低匯率來解決，遭到美國人的反對。美國政府認為，日本應該通過其國內財政政策來解決問題，而不是通過操縱匯率，加劇貿易的失衡。

美國政府在1990年發表了這樣的譴責聲明，日本金融界包括保險公司、養老金信托公司開始害怕了，他們發現了美國人對日元貶值很不滿，就停止購買美國國債，豐田和日產在市場上拋售美元，因此推高了日元升值。

我認為同樣的教訓也適用于中國。作為一個貿易順差國，如果中國試圖利用匯率貶值來擺脫衰退，其他國家可能就會抱怨。如果人民幣匯率持續保持在低位，逆差國可能會通過提高關稅來保護自己的產業，這對中國來說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日本的教訓就說明，如果一個貿易盈余國家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必須要通過政府發債和擴大支出來擺脫“資產負債表衰退”。

然而，如果你是一個貿易赤字國，情況就不同了，韓國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衰退”。在當時，韓國是一個巨大的貿易赤字國家。因此，當韓元迅速貶值，甚至跌了70%，沒有國家會抱怨，因為韓國是一個貿易逆差國，這是韓國能迅速走出“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原因。

另外，1990年的日本市場對進口商品是關閉的，結果造成日本物價高企。我當時去美國出差都會買很多東西，因為相對于日本來說，美國的東西更便宜。如果當時日本能夠開放自己的國內市場，把物價降下來，我相信日元不會升值這么多。

但是因為日本人關閉了市場，面對貿易順差的巨大壓力，日元被迫不斷升值。1990年，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是160日元兌1美元，5年后的1995年，日元兌美元匯率升至80日元兌1美元。5年間，日本升值100%，這導致日本“資產負債表衰退”更加嚴重。

但如果中國開放市場，進口更多商品，美國人會很高興，這可以解決貿易不平衡，也能阻止匯率人民幣升值，也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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