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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沒有什么考古學爭論，比夏文化更有吸引力了。正如許宏所說，從司馬遷開始，王朝之始，就一直是中國人拂不去的夢。

考古學家孫慶偉最近出版《鼏（mì）宅禹跡》，欲以50多萬字“重構夏代信史”。

孫慶偉認為，盡管現在未有甲骨文這樣的出土文獻能夠直接證明夏朝信史，但從傳世文獻的角度考察夏代王系、積年、都邑、族氏等問題，用“文化比較法”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時代遺存和二里頭文化進行梳理，能夠論證夏代的“信史”地位。

《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三聯書店2018年3月版）

這本書在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引發又一輪關于夏的爭論。

當了20年河南二里頭考古隊長的許宏，自認是眼下中國學界“極少數”抱“疑古”態度的人。他雖然認定二里頭文化是“最早的中國”，卻始終強調，在沒有如甲骨文這樣過硬的材料出土前，難以斷言出土文物到底“姓夏”還是“姓商”。

許宏還認為，考古研究應該放到跨國界的視角去看，應該是和國際學界平等交流，而不是在漢語世界里自說自話。整個考古學正面臨轉型，關注重點已經從物質文化史的研究，逐漸轉移到人地關系、生產生計、聚落形態、社會結構、人群交流這樣可以大有作為的地方，也就是社會考古的研究。西方學界早就在這樣做了。但我們有豐富的文獻資源和濃重的“證史”傳統，所以還存在很大的學科發展的慣性。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和青銅鈴，姓夏嗎？

二里頭遺址系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點六大都邑之一 。遺址位于洛陽盆地東部的偃師市境內，遺址上最為豐富的文化遺存屬二里頭文化，其年代約為距今3800～3500年，相當于古代文獻中的夏、商王朝時期。該遺址南臨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黃河，范圍包括二里頭、圪垱頭和四角樓等三個自然村，面積不少于3平方公里。

遺址1959年開始發掘，發現有宮殿、居民區、制陶作坊、鑄銅作坊、窖穴、墓葬等遺跡。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骨角器及蚌器等文物。

第一財經近日分別采訪孫慶偉和許宏兩位學者，7月20日發表文字實錄，觀察者網轉載如下：

現代史學上的“疑古”，始于上世紀20年代由史學大家顧頡剛等人倡導的“古史辨”運動，之后100年中，圍繞這個問題，學界主流觀點數次變化甚至反轉。到上世紀末，聲勢浩大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主要通過文獻梳理，將夏代紀年大致確定為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可這也僅是權衡各方觀點得出的暫時結論。“武王伐紂”是確定夏商兩朝的重要時間點，但根據不同學者對文獻的理解，光是關于這一事件的年份就有44種說法，前后相差112年。

從考古實物來說，二里頭文化的最新測年是公元前1750年到前1530年，部分與此前被認定的夏代紀年重合。盡管考古學家在二里頭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最早的宮城，二里頭文化也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但那么多考古發現，依然無法讓所有人心服口服。這恰恰凸顯了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困境：古史文獻的描述與考古實物之間，始終無法完全對應，缺少一項直接、可見的實物證據作為連接——如殷墟甲骨這樣的出土文獻。1928年殷墟發掘后，正是甲骨文與傳世文獻的互證，確鑿無疑地證明了商代的存在。

100多年前找到甲骨文的好運氣，再也沒有降臨到研究者身上，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只能對著考古探方干瞪眼。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孫慶偉教授在鄭州圖書館講座

最近，又一本大部頭的夏代研究專著出版，考古學家孫慶偉的《鼏宅禹跡》，欲以50多萬字“重構夏代信史”。這本書在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引發又一輪關于夏的爭論。在它出版前后，“信古派”孫慶偉與持“考古學本位”的許宏先后三次在會上面對面爭論，北大著名學者李零、朱鳳瀚、趙輝、徐天進等也參與其中。兩人幾乎每次公開碰面，都火花四射，針尖對麥芒。

孫慶偉反對沒有類似甲骨文這樣的材料出土，夏就無法確定。因為說到底，殷墟甲骨的發現是一個小概率事件，考古學家不能靠偶然性工作，殷墟的研究模式也無法復制到夏文化研究上。在歷史學的語境下進行考古學研究，是這位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的方法論主張。在書中，他從傳世文獻的角度考察夏代王系、積年、都邑、族氏等問題，用“文化比較法”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時代遺存和二里頭文化進行梳理，論證夏代的“信史”地位。

“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孫慶偉的北大前輩、著名考古學家鄒衡的這句話，被他在多個場合引用，并放在了書的扉頁上。

但許宏對此并不認同。這種執拗的態度，讓他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叛徒”，引起一些網友的憤怒。前不久，甚至有一篇網文建議撤掉許宏二里頭考古隊隊長的職務，因為他沒有“夏的情懷”，“甚至有可能銷毀關于夏的證據”。談到這件事情，許宏笑得有些無奈：“我當然也希望挖出甲骨啊，還最好那上面就寫著一個‘夏’字，但在發現之前，我的確無法下定論。”

他甚至質疑，關于夏的問題是不是最終可解。當一個學術課題經歷幾十年，數次反轉，久議不決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考慮它是不是一個真問題”。與他持相似觀點的還有美國著名考古學家羅泰。在羅泰看來：“現在不可否認，二里頭有一個龐大國家的存在，也許就是以前提到的夏朝。但究竟是不是這樣，好像從考古學的立場來看，是無所謂的。這個階段當時叫什么名字，后來叫什么名字，好像都比較模糊。”

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

但很多中國人依然希望考古學能澄清“中國之始”的這片模糊。《鼏宅禹跡》一開篇，孫慶偉就提出了這樣的設問：“離開了這些‘鐵證’，考古學就真的對夏文化束手無策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照我說，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許宏的回應，同樣斬釘截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