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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 熊超然 編輯 徐乾昂】從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今年3月底首先提出，到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和德國總理朔爾茨隨后呼應，再到寫進七國集團（G7）領導人廣島峰會公報之中，短短不到三個月，“去風險化”一詞的熱度已被炒至頂點。放棄了“脫鉤”之說，西方換了件“馬甲”，用“去風險化”來擺脫話術上的困境和束縛，看似溫和圓滑，實則陰暗毒辣。

特別是沙利文，嫌炒作“中國風險論”不夠，他還拋出一套“新華盛頓共識”，在徹底顛覆美國政府自己此前推崇的自由主義和經貿全球化的同時，用遏制中國來達到其所謂的“國家安全目的”。美國《外交事務》雜志直白指出，美國力推“去風險”概念，實際上就是在芯片、關鍵原材料等重要領域限制中國發展，同時限制中國市場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告訴觀察者網，相比于“脫鉤”，如今西方所謂“去風險化”的概念范圍更大、邊界更模糊、主觀闡釋性更強，甚至更難做到，美歐國家不斷通過搞“話語標簽戰爭”使其自身行為“合法化”，而在前期“脫鉤”全面趨向于失敗的背景下，“去風險化”在更多的時候，不過是其用來“挽回尊嚴”向選民交代，并繼續進行政治操弄的一種類似“PUA話術”。

中方近期一再告誡各方，美方所謂“去風險化”的本質就是“去中國化”，要討論去風險，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風險。沈逸則提醒，想要真正做到去風險，那就離美國遠點，靠中國近點。他進一步解釋，美國長期以來對國際社會所構成的“風險”層出不窮，唯有靠近中國這片應許之地，才能擁抱機遇、穩定發展。

當地時間6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柏林同德國工商界代表座談交流時，也談及“去風險”，他擲地有聲地指出：“防風險和合作不是對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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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風險化”何時成了熱詞？

美國《紐約時報》形容，如果外交官也玩TikTok，“去風險化”肯定會成為熱詞；英國《金融時報》也形容，2023年年度詞匯的角逐已經結束，至少在地緣政治領域，“去風險化”是當仁不讓的贏家。一段時間以來，部分西方政客三句不離這個詞。

“去風險化”一詞首次引人注意并與中國相關聯，始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今年3月30日就歐中關系發表的一次講話，她當時解釋自己為何要同法國總統馬克龍一同訪華，為何歐洲沒有響應特朗普政府時期的“脫鉤”呼吁。

“我認為（歐洲）與中國‘脫鉤’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歐洲的利益。我們的關系不是非黑即白的——我們的應對也不應該這樣。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專注于‘去風險化’，而不是‘脫鉤’。”說完這些，馮德萊恩訪華結束后，于4月18日在歐洲議會全體會議重申，歐洲需降低對華依賴、降低對華關系中一些“重要且敏感領域”的風險，但這叫做“避險”，而非“脫鉤”。

資料圖：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圖自澎湃影像

自此，“去風險化”開始頻繁被美歐官員使用。

4月27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演講時宣稱，美國不打算與中國經濟“脫鉤”，但美歐領導人尋求對華貿易“去風險化”，比如美國要在關鍵技術領域設置所謂“小院子、高圍欄”戰略，對向中國出口的最先進半導體技術“量身定制”限制措施以維護“國家安全”，還辯稱這“不是為了傷害中國”。

5月9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在歐洲議會發表主旨演講，談及歐中關系時聲稱，“來自中國的對抗和競爭有所加劇”，隨著中國在歐盟27國面前變得越發自信，歐盟應降低對華關系中的“風險”。他表示，贊同馮德萊恩所謂的觀點：歐洲不應“對華脫鉤”，而要“明智地去風險化”（smart de-risking）。

5月底的G7領導人廣島峰會，公報“史無前例”提到中國20次。除了老調重彈臺海、南海、涉港、涉疆等問題，公報涉華部分還出現了“去風險化”、“經濟脅迫”等措辭。

從“脫鉤”到“去風險化”，西方打的什么算盤？

過去這些年，美國嘴上說無意搞“新冷戰”，但在許多地方卻處處推動對華“脫鉤”，不僅言辭激烈，還脅迫其他國家一起干。然而，隨著美國越發激進，國際社會的反對聲也越發高漲，這種對華打壓且破壞經濟全球化的做法，甚至也遭到了美國國內商界以及一些外部盟友的批評。

“脫鉤斷鏈”越來越搞不下去，于是美國換了“馬甲”，給“脫鉤”披上“去風險化”的概念繼續炒作，一方面試圖以此擺脫話術上的困境，尋求話語主動權；另一方面給中國扣上一頂“風險”的帽子，進一步推動對華“脫鉤斷鏈”。

《紐約時報》認為，“去風險化”一詞更加溫和、圓滑，不那么好戰，而《金融時報》則稱，“去風險化”這種做法相當“陰暗”。“脫鉤”和“去風險化”這兩個概念，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又有什么關系？

當地時間5月20日，G7廣島峰會召開第5次會議，主題為“經濟韌性與經濟安全”  圖自G7廣島峰會官網

對此，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認為，從“脫鉤”到“去風險化”，如果作為政策名稱，兩者從意涵上來看，“脫鉤”還比較清晰，“去風險化”則是變得更加含糊不清。

“‘脫鉤’是一個非常具體清晰、有明確衡量指標的事，而‘去風險化’較之則范圍更大、邊界更模糊、主觀闡釋性更強、對能力要求更高。理論上而言，‘脫鉤’是‘去風險化’當中的一種手段或工具，而他們（西方）現在完全做成了‘等效替代’。”沈逸指出，這說明到目前為止，美歐國家本質上在搞“標簽戰爭”，需要去貼一些“標簽”，做一些動作，認為這樣就具有了“合法性”。

他分析，從某種意義上說，“脫鉤”只需要斷掉所有認為應該斷掉的，有沒有真正完全去掉風險并不一定，而真正的“去風險化”比“脫鉤”更難做到。“他們（西方）為什么選擇‘去風險化’？為什么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唯一的原因正是由于‘去風險化’更加模糊，沒有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

沈逸總結，關于“去風險化”的本質是：西方政客基于國內政治需求、現實力量對比、客觀環境，在前期“脫鉤”全面趨向于失敗的背景下，所新創造出用來“挽回尊嚴”并繼續進行政治操弄的詞匯。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指出，一些西方領導人之所以如此欣然接受“去風險化”，是因為這讓他們擺脫了在言辭上的束縛。然而，拉赫曼認為，“去風險化”目前已經出現了三大困境：一是，企業與國家間利益沖突；二是，減少對華依賴的難度和成本巨大；三是，“去風險化”揮之不去的模糊性質。

因此，拉赫曼所撰寫的這篇評論文章標題即為——“降低對華貿易風險本身就是一場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