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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提“去風險化”，又拋“新華盛頓共識”

馮德萊恩、沙利文和朔爾茨，是美歐國家中使用“去風險化”概念的三個代表性人物，然而這三人所想要表達的意思卻又不盡相同。

6月6日，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的中國問題研究員莫里茨·魯道夫（Moritz Rudolf）連發數條推文，對于這三人口中的“去風險化”要點進行了梳理和歸納。

莫里茨·魯道夫推特截圖

馮德萊恩強調了其認為的“去風險化”四要素：歐盟經濟的彈性和競爭力、改進或應用現有工具和貿易手段來對抗經濟扭曲、為關鍵領域提供更多防御性工具、與合作伙伴保持一致。朔爾茨則認為，“去風險化”應當是包括“全球南方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都能夠推進的事項，并明確指出，G7仍將大量對華投資，持續對華出口以及維持同中國的供應鏈，他也提到，“供應商越多就越安全”。

魯道夫總結，沙利文版本的“去風險化”，主要說法有三點：

1、關鍵商品的安全、供應鏈彈性，不依賴于單一國家（例如：清潔能源技術、半導體等）。

2、保護最先進的技術，特別是那些具有軍事用途的技術，使這些技術不會被用來損害美國的安全。

3、基本上投資源于美國工業的產能，“我們有能力發展和生產我們未來幾年需要依賴的一些關鍵產品”（例如：科技、醫療衛生或清潔能源領域等）。

事實上，沙利文4月27日在布魯金斯學會的那場演講，或許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會被人頻繁提及，甚至“載入歷史”。當天，在大談特談中國是所謂“風險”，并宣稱要“去風險”的同時，沙利文還拋出了一套所謂的“新華盛頓共識”（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徹底顛覆了美國政府舊有的“華盛頓共識”。

要知道，就在沙利文發表這番言論的前一周，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剛剛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發表演講警告，美國做出任何與中國“脫鉤”的努力都將是“災難性的”。

“新華盛頓共識”，美國零和游戲里的又一根“大棒”

“華盛頓共識”，指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全球政治和經濟秩序，倡導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減少政府管制等政策取向，一度在全球甚囂塵上。特別是從里根政府開始，美國不斷推崇新自由主義、減少關稅和貿易壁壘、大量外包和貿易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放棄國有企業、放松金融管制等。

然而，“市場經濟”、“全球化”、“自由貿易”……這些曾經美國所宣揚和熱衷的概念，到了沙利文這里，卻被“罵了個臭頭”，怒斥這些東西“掏空了美國”，影響了美國的經濟發展，削弱了美國的“民主制度”。

當地時間4月27日，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提出“新華盛頓共識” 圖自布魯金斯學會官網

荷蘭萊頓大學美國外交政策專家安德魯·高索普（Andrew Gawthorpe）總結，沙利文提出的“新華盛頓共識”要點有三：一是，美國不再強調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恢復產業政策和保護主義；二是，美國試圖重新構建全球供應鏈；三是，美國正挑起“經濟戰”，為保證其軍事和技術優勢，將國際經濟體系“武器化”，阻礙別國經濟發展。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高索普直言，“新華盛頓共識”更多由“大棒”組成，新共識下的世界觀更悲觀、更具零和思維，摒棄了與競爭性經濟集團實現全球包容性增長的愿望，其政策也帶來了地緣政治風險。

“昨天的美國經濟學正統，變成了今天的異端邪說?！庇督鹑跁r報》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也提到“新華盛頓共識”具有地緣政治性，美方為達到所謂“國家安全目的”的手段就是遏制中國。他指出，“華盛頓共識”是正和游戲，一國富了，別國皆富；而在“新華盛頓共識”這場零和游戲中，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以犧牲別國為代價。

此外，外界也有人注意到，沙利文呼吁美國要反思過去自由主義那一套，難道美國是想模仿中國，走中國的路？這有可能實現嗎？

沈逸對比中美兩國情況并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中國的所有經濟資源和生產資料理論上握在政府手中，隨后將其中一部分放歸市場并管控市場，發揮出市場最大化的優勢。而如今的美國，認為市場化過了頭，想要收回一部分卻是很難做到的。

“美國政府手中拿什么同市場資本對抗？有具有巨大體量和影響力的國有企業嗎？有對整體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掌控力嗎？”沈逸說，美國政府沒有額外收益來源，想要做事只能靠收稅和借債，而收稅要看有錢人臉色，借債也有債務上限。他直言，與其這樣“邯鄲學步”，還不如用“華盛頓共識”老老實實搞資本主義。

“去風險化”本身也有風險，多數歐洲民眾并不買賬

國際社會上，有許多人已經看到了西方鼓吹“去風險化”的危害。德中聯盟聯邦總會主席、德國聯邦總理府前國務秘書、聯邦政府前發言人奧托·豪澤（Otto Hauser）近日表示，不認同歐美一些政客拋出“去風險化”、“制度性對手”等提法。他認為，“制度性對手”等概念完全是錯誤的，可以說是無稽之談，它無法準確描述雙方在多個領域建立的成熟關系。

“我們不能一方面在經濟上攜手合作，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對抗?！焙罎杀硎?，來自德國和歐洲的企業在華投資，中國并不是什么“制度性對手”，他認為德國對華政策應當堅持務實，不應受意識形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