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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交通燈”聯合政府正面臨著挑戰

2023年對于德國總理朔爾茨領導下的“交通燈”聯合政府而言，依然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曾是歐洲經濟引擎的德國成為唯一沒有增長的發達經濟體，這引發了德國經濟繁榮模式是否走向終結的討論。雖然朔爾茨政府提出了《德國經濟區位十點計劃》,但是，由于預算資金捉襟見肘等原因，目前還未看到這些措施的顯著效果。俄烏沖突促使德國外交、安全與防務政策進行大幅轉型，在此背景下，德國也推出了其歷史上首份《國家安全戰略》。

作為從俄烏沖突中吸取的教訓，德國政府在其出臺的《中國戰略》中也特別強調要減少對中國的戰略性依賴。盡管德國政府希望在國際事務上更加積極有為，但其在對外政策上依然面臨執政各黨內部分歧以及如何平衡經濟利益和價值觀的挑戰。由于聯合政府內部執政各黨之間的爭論公開化，德國民眾對朔爾茨政府的不滿不斷上升，在執政各黨在2024年6月歐洲議會選舉中遭受挫折的背景下，它們勢必會在聯合政府內更加試圖凸顯自身形象，這進一步增加了朔爾茨政府的執政難度。

德國“交通燈”執政聯盟的支持率近幾個月來一路走低 路透社

根據民調機構Infratest dimap的問卷調查，在2023年1月的時候，盡管俄烏沖突的烈度和上一年相比有所下降，但是，其仍被德國民眾視為最重要的問題。與此同時，戰爭對能源政策的影響在德國民眾心目中的重要性也變得越發突出，民調顯示，將其視為主要政治挑戰的民眾與將氣候變化視為主要政治挑戰的民眾數量相當。排名緊隨其后的問題是價格發展趨勢、社會不平等，以及重要性再次上升的移民和難民問題。就這些問題的應對，朔爾茨總理在2024年新年賀詞中傳遞了樂觀向上的信號，在他看來，德國并未出現人們預想中的經濟大幅衰退、價格大幅上漲、能源大幅短缺的情況，而是“通貨膨脹率下降了、工資和養老金上漲了、天然氣儲氣罐充滿了”，其實質是強調其領導下的聯邦政府各項舉措的到位。

但是，德國民眾對此并不認同，他們對朔爾茨總理工作的滿意度在不斷下降：2024年2月中旬，民調機構“選舉研究組”(Forschungsgruppe Wahlen)的“政治晴雨表”(Politbarometer)表明，只有約29%的受訪者對朔爾茨總理的工作表示滿意，但有68%的受訪者認為他作為總理的工作不盡如人意；在2023年8月的調查中，將其工作評為“差”的受訪者首次占到了多數。由此可見，德國朔爾茨政府的執政業績未能被德國民眾感知到，這勢必影響聯合執政三黨，即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在民眾中的支持率。各黨為扭轉低迷的支持率，紛紛選擇在執政聯盟中凸顯自身形象，這使聯合政府內部在內政外交上的妥協變得更為艱難，由此，進一步暴露了政府內部的不團結，并繼而更多地將一個內部爭吵不休的聯合政府暴露在民眾面前。

（參見《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4）》，P1~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1月）

德國正在調整外交政策來應對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

近年來，德國政府重新評估內外形勢變化，進入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調整轉型期。2023年，國際秩序加速演變，地緣政治博弈日漸激烈，歐洲地區格局持續動蕩，俄烏沖突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安全格局。面對冷戰結束以來最不穩定的外部環境，德國加快推進外交政策的調整與轉型進程，出臺包括《國家安全戰略》、新的《中國戰略》、《氣候外交戰略》等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強針對歐洲、印太、非洲等重點地區的對外合作。

綜觀2023年的德國外交動態和基本走向，可以看出，德國已經著手實質性地推動外交政策的轉型，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戰略構想或者意愿層面。德國外交不斷適應新的地緣政治現實，逐步出臺戰略文件，調整全球范圍內的重點地區，并從軍事、能源、氣候等各個具體領域穩步發展全球伙伴關系，在這一過程中，德國外交日益從價值觀外交轉向價值觀與現實利益并重的外交，謀求在價值觀與利益導向之間的平衡。

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德國外交政策在二戰后長期保持連續性，當前雖然開啟了轉型進程，但仍舊表現出某種路徑依賴性，尤其是在軍事安全政策上，德國仍舊在對歐美關系的路徑依賴與發展歐洲戰略自主之間踟躕不前，德國仍舊嚴重依賴北約這一美國主導下的軍事聯盟，其首先希望加強北約框架下的歐洲支柱，對于一段時間以來討論的歐洲獨立防務，德國未能與法國齊心協力，通過法德軸心推動歐洲防務一體化建設。而在對華政策上，德國也陷入了三重定位的迷思，既堅持強調不脫鉤以及在經貿和氣候保護等領域發展對華關系的必要性，同時又在“去風險”和多元化策略的指導下在各個領域逐步減少與中國的交往與聯系。在“時代轉折”的挑戰和壓力下，德國外交政策的轉型仍舊表現出矛盾特征，是一個緩慢而漸進的過程。

（參見《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4）》，P72，P8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