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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氣候與能源政策將受到更多的不確定性影響

2023年，德國在氣候與能源政策方面取得了較為明顯的進展，尤其是在建筑領域。在這一年中氣候與能源政策還遇到一些新挑戰，其中一些挑戰與建筑領域密切相關。圍繞《建筑能源法》展開的激烈爭論讓民眾對氣候政策措施的實際執行和社會平衡的信任度產生明顯的疑慮和動搖，進而導致“交通燈”聯合政府面臨較大政治壓力，壓力不僅來自執政聯盟內部，而且還來自反對黨和選民。

聯邦憲法法院對氣候與轉型基金作出的裁決也對氣候保護和能源轉型領域的必要投資和融資造成了額外的客觀壓力。在目前的預算情況下，資金問題直接關系氣候行動計劃措施的實施。電力、供熱和氫能網絡擴建的大量投資需求將使現有的融資計劃達到極限，而這個問題非常緊迫，因為德國政府目前制定的措施與2030年的氣候目標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

2023年，在對外氣候與能源政策領域，德國政府邁出了重要一步。聯邦政府的首部《氣候外交戰略》是進一步鞏固整體外交政策指導原則的重要機會。它有助于德國與全球伙伴進行有效的國際溝通，并參與多邊進程，也為在國內開展雄心勃勃的氣候保護工作增強了動力。

2021年11月24日，德國社民黨（紅）、綠黨（綠）和自民黨（黃）公布了三黨達成的聯合組閣協議 澎湃影像

2024年是德國和歐洲的超級選舉年。大量的選舉和進一步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可能吸引對氣候和能源議題的政治關注。根據6月9日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果，9月薩克森州、圖林根州和勃蘭登堡州三個東部聯邦州的州議會選舉結果可以看到，德國選擇黨的選票大幅增加、政治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它否認氣候變化的立場將給建制派政黨推行既定氣候與能源政策增加阻力。未來地緣政治局勢也依然緊張。中東沖突升級可能會在短期內導致油價上漲。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年底在美國大選中獲勝，可能會給新一屆歐盟委員會的啟動蒙上陰影，并迫使德國在俄烏沖突中承擔新的、代價高昂的責任。可以預見，未來德國氣候與能源政策將更加受國家、歐洲和全球層面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確定性影響。對于德國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迅速加強交通運輸和建筑部門的工具組合。在工業領域，必須掀起一股投資熱潮，以確保工業區位并實現脫碳目標。

2024年伊始，德國制定有效的氣候與能源政策框架條件顯得困難重重。然而，現實的氣候變化以及已經發生改變的國際能源產業框架條件又迫切需要德國在實現氣候中和的道路上取得進一步進展。并且，有效的氣候和能源政策對于確保德國工業區位和經濟的能源供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德國政府在氣候與能源政策領域需應對挑戰的壓力可能將明顯大于其獲得的機遇。

（參見《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4）》，P217~21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1月）

中德經貿合作繼續發展的主基調不會改變

雖然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因素對中德雙邊經貿關系的負面影響逐漸加大，但在雙邊經貿合作十分深入的情況下，經濟上的“去風險”，以及為合作設置過多的人為障礙，將對雙方人民的福祉造成巨大損失，不符合德國經濟界的利益。中德經貿結構互補性強，這是兩國經貿關系發展的基礎。近年來中德雙邊貿易和投資競爭性提高，但是這并沒有根本改變中德之間以互補性為主的經貿關系格局，兩國互為對方重要的供應商、生產商和消費市場，價值鏈高度融合、相互依賴，構成了兩國間不斷擴大的共同利益網絡。2023年大眾、寶馬、奔馳在華銷量分別占各自全球總銷量的35%、32%、30%，中國依舊保持德國三大車企全球最大單一市場的地位。

從德國內部看，經濟不振的現實限制德國對外經濟的政策空間，經濟發展與公共安全之間的矛盾凸顯。2023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下滑0.3%，是主要工業國家中唯一出現萎縮的經濟體。在貨幣政策方面，2022年以來歐洲中央銀行連續十次加息雖然遏制了德國通脹上漲勢頭，但2023年德國通脹率依然達到5.9%。同時高利率又限制了宏觀經濟復蘇。在財政政策方面，德國聯邦政府當前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2023年11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聯合政府不得將防疫基金中的600億歐元轉到氣候與保護基金中。這筆錢原本計劃用來改建老舊供暖設備、補貼上漲的電價，以推動德國政府的氣候保護戰略。“交通燈”聯合政府內部對財政政策的不同看法使得財政缺口成為棘手問題：自民黨堅持必須嚴守財政紀律；綠黨不惜大幅增加財政開支以實現綠色環保目標。2024年1月，德國政府通過2024年財政預算，“債務剎車”機制重新恢復，德國聯邦政府財政空間將進一步縮小。

鑒于中國在制造業領域的供應鏈優勢，推行“去風險”，德企轉移生產區位，以非最優方式分配資源，將給德國企業帶來極高成本。正如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自己所言：“我們是否準備好承擔這一代價?”如果沒有政府財政支持，這一成本必將傳導到德國民眾身上。總體上，鑒于德國當前的經濟狀況，聯邦政府并沒有足夠的財政空間彌補因放棄中國的市場機遇而給德國企業造成的損失。當然，在華德國企業將在環境變化的壓力下對其國際戰略進行一定的調整，但是大多數企業將采取“中國+”的策略，不會徹底放棄它們多年來在中國建立的經營生態。因此，雖然德國政府的“去風險”政策會對中德經貿合作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但總體上中德經貿合作依然有廣會闊空間。

（參見《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4）》，P295~29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