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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非洲大陸，人們往往會想起黑色、撒哈拉、饑餓貧困、殖民反抗。說起社會主義，我們又會立即想到紅色、蘇聯、鐮刀斧頭、階級斗爭、馬恩列斯毛。可是當非洲遇見社會主義時，我們又能想象出什么呢？而事實上這并不是一種想象，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發展理論在非洲進行過大規模的社會實踐，非洲的社會主義也的的確確生根發芽過。

一、沒有歷史的歷史終結論

今天，一切思考和分析非洲問題的框架，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抑或非洲內部，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歸結為沒有歷史的歷史終結論。

當福山（Fukuyama 1989）預言歷史終結的時候，他指的是社會主義歷史的終結，然而他的前提畢竟是承認那段歷史曾經是存在的，并給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因此，理解人類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必須以承認社會主義革命為前提，以宣告其失敗為結論，除此別無敘述之可能。換言之，無論面對東方還是西方，福山提出的是有歷史的歷史終結論的思想。

福山的預言似乎無法應用在非洲問題上，不是因為非洲歷史尚未終結，而是非洲根本沒有歷史。如果說，當社會主義國家想把自己終結在福山的同質化的理想時間設計里面，必然面臨來自內部的各種各樣的抵抗，而這些抵抗也必然要通過市場和國家機器的雙重手段來制約，才有可能完成社會基因的再造，那么非洲似乎全然沒有這個抵抗發生。非洲曾經影響深遠的社會主義運動在一夜之間就煙消云散，沒有給社會機體留下任何的DNA的記憶，彷佛那段社會主義改造歷史只是非洲龐大病體上的一次膝跳反射，一旦痙攣過后，再無發生過的跡象。

這就是我們今天研究非洲問題的最基本的假設：非洲過去的社會主義實踐只是一個歷史的噴嚏，連小感冒都算不上，根本無需我們的注意。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是種族的對立、階級矛盾、政府腐敗和執政能力低下、缺乏基礎建設、教育落后、內戰、宗教沖突等等，是這些根本的現實制約著非洲發展的矛盾。至于從60年代開始至90年代，非洲大陸嘗試的兩種道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則不能被敘述為非洲現代歷史的內在矛盾的反應。

這樣，非洲的現代史雖然被認為是深刻地卷入世界歷史的根本沖突的漩渦里，比如，它的反殖是世界革命歷史的一部分，但很少有人認為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的沖突也有機地內化在非洲的歷史進程中，并且成為今天思考非洲問題的一個出發點。相反，從殖民體系掙脫出來的非洲在剛剛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后面的歷史：所有非洲問題都被一個個孤立出來加以研究，這些問題被懸置于歷史之外。

今天思考非洲問題的基本框架就是這種沒有歷史的歷史終結論，它的前提是，非洲在八十年代已經實現了歐洲自由民主的普世制度設計，即一黨體系讓位于多黨制，計劃讓位于市場。正是這兩個關鍵方面的轉換使得非洲成為西方內在的一個不理想的自我，然而畢竟，非洲不再是他者，就像它永遠也不曾是他者一樣─它為歐洲的繁榮兢兢業業地服務了數百年。它的種種疑難病癥只需要使用外科手術來切除即可。這就是我們今天談論非洲問題的思路，在這點上，中國的企業家和西方的企業家對非洲問題的看法沒有任何不同，而這也正是令人擔憂之處：按照世界經濟體系需求打造出來的非洲的增長是否可以帶來非洲的真正的發展？誰還愿意反思，非洲面臨上述各種各樣的問題是否本身就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產物？

我們理解各種務實的考慮，但我們有理由懷疑，非洲給我們出的各種棘手的難題是否完全可以在缺乏對非洲歷史邏輯的深刻把握上而得到解決之道？問題的關鍵依然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非洲自我歷史的生成過程。它與福山所描述的歷史終結構成什么樣的關系？它是否內在于這種被終結的歷史？而許多重大的問題恰恰是因此而生？

本文旨在提供一幅宏觀的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圖景，希望以此激發更多的討論。關于非洲各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西方學者貢獻頗多，但是，在非洲的社會主義體系瓦解之后，社會主義遺產如何被轉化和吸納，如何成為改變現狀的思想和體制的資源，還期待更多的研究，鑒于它和中國問題的相似性，這或許是中國學者責無旁貸的歷史任務。

△ 凝結著中非友誼的坦贊鐵路

二、非洲革命的性質

如果把社會主義看作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高級發展階段的話，非洲則完全無法設想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之后會大面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南非具有高度工業化、城鎮化、龐大的工人階級大軍、完善的基礎建設和尖銳的階級矛盾等這些從理論上進入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其他國家生產力水平大多處于原始農耕、漁業階段，畜力耕作尚不普及，遑論有什么現代農業和發達的現代工業。更重要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于1957年前無一獨立（埃塞俄比亞﹝Ethiopia﹞并未被西方殖民，因此除外），因此，脫殖才是最緊迫的任務，選擇什么樣的道路發展則是下一步的事情。

△ 歐洲殖民勢力在非洲（埃塞俄比亞為唯一的獨立國家）

但是如果要理解為什么大多數非洲國家一獨立就開始搞社會主義，就必須考慮社會主義運動是如何天然地根植在非洲的獨立運動之中的。它們不是截然相反的兩件事，而是一個運動的不同方面。這主要表現在一大批非洲獨立運動領導人都是在四十年代戰后歐洲社會主義運動蓬勃開展的思想氛圍中完成自己的學業的。在法國留學的學生深受法共影響，在英國和美國留學的則深受英國工黨影響，其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開設的馬克思主義課程在非洲留學生和印度留學生里面影響深遠。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非洲學生也是最公開批判歐洲殖民統治的一群人，被非洲民族主義者視為最可依靠的力量。在美國留學的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在英國留學的尼雷爾（JuliusK. Nyerere）、和在法國留學的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分別是加納（Ghana）、坦桑尼亞（Jamhuriya Muunganowa Tanzania）和塞內加爾（LaRépubliquedu Sénégal）的國父─都是在四十年代皈依了社會主義學說。

兩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大本營都建立在塞內加爾。相比較于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對非洲的影響則更早。1921年，非洲最早的共產黨分別在南非和埃及建立，1946年，第三個共產黨組織在蘇丹建成。實際上，非洲的共產主義思想一直與第三共產國際有密切的互動。非洲同志的加盟帶動了第三共產國際內部研究非洲問題的興趣，一批研究非洲黑人經濟社會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在蘇聯成立（Cohen1986），這直接導致1928年第三國際把「黑人共和國」作為一個政治議題來討論。根據謝里丹．約翰斯的研究，斯大林在這個時期根據自己的「民族理論」提出黑人應該為一個民族，并意識到黑人反抗將有效遏制美、英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威脅。出于這種考慮，黑人解放事業被納入東方問題這盤國際共產革命的大棋來考慮（Johns1995:2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