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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懷印】

一、為什么“比較優勢”命題是非歷史的

“比較優勢”論者解讀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用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的增長路徑，尤其是東亞“四小龍”戰后經濟成長的經驗，來評判新中國前30年在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獨特的發展戰略。這一做法是非歷史的和不公平的。

例如，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在論及毛澤東時代以高積累和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特征的經濟戰略時，便批評當時的決策者，“由于違背資源比較優勢，人為地推行重工業優先增長的發展戰略，使經濟結構遭到嚴重扭曲，由此喪失了本來可以達到的更快的增長速度；過密的資本構成抑制了勞動力資源豐富這一比較優勢的發揮，加劇了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相互分離的二元結構現象，由此喪失了本來可以達到的勞動就業和城市化水平；依靠高積累維持的經濟增長扭曲了國民收入的分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扭曲的產業結構還導致經濟的封閉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國際貿易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又不能借助于國際貿易彌補自身的比較劣勢的局面”。

新古典經濟學家心目中理想的經濟增長戰略，當然只有在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全面融入了由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全球化的市場經濟體系之后，才有可能實現。這一戰略的學理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所提出的關于現代經濟的基本假設，即一個國家通過市場的充分競爭，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形成專業化分工，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國民收入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于美國并流行于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理論，以及諸多現代經濟成長理論，則試圖為非西方不發達國家提供經濟成長的具體路徑和追求目標。

“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  圖自東方IC

總的來說，這些理論力圖使人們相信，各國可以根據自身在勞動力供給和資源稟賦上的獨特優勢，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優先部門（對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而言，這便意味著勞動投入密集而資本及技術要求較低的低端產業部門），進而通過加入國際分工和本國勞動力從農業向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轉移，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衡量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尺度，是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Kuznets， 1966），發展經濟學家們因此把各國劃分為以美元計算的低收入、中等收入（又進一步細分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國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目標，便成為從低收入國家過渡到中等收入國家，再進一步邁向高收入國家。

對于戰后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來說，這樣一種按部就班的經濟發展圖景，只是一個畫餅而已。例如，不少拉丁美洲國家曾經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積極推進以低端產業實現進口替代為主的工業化戰略，但大多數企業最終都因為無力與西方跨國公司抗衡而敗下陣來，其國民經濟也始終無法擺脫對西方跨國資本的依附地位，在經歷了早期的增長之后，均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當然，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也有依照比較優勢理論而成功實現經濟增長的例外情形，這便是東亞“四小龍”，即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香港、臺灣地區，其工業化均從勞動力密集的低端產業下手，依賴轉移勞動力和拓展對外貿易，均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實現了經濟起飛，70年代以后進一步實現產業升級，從而帶動各自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快速上升，并在80年代成功加入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行列。

“四小龍”之所以成功，離不開這些社會的民眾受儒家價值觀的影響所形成的勤奮和節儉，也離不開這些國家或地區的行政部門的威權統治和得力規劃，而這些往往是東亞地區以外那些常年陷入動蕩不安的非西方社會（拉美、非洲、中東和東南亞）所欠缺的。但東亞“四小龍”得以成功起飛的一個根本前提，是它們均在戰后被納入了由美國和西歐所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在地緣政治上均作為美國的盟國或盟友而受到后者的保護，其精英階層大多在歐美受過教育，他們的價值觀和知識儲備，使這些國家和地區很容易在對外貿易乃至教育、國防、政治體制和價值觀上與西方先進國家融為一體，也使其在引進西方資本和技術，實現產業升級方面駕輕就熟。

《中國合伙人》劇照

問題是，1949年以后的中國，有沒有條件按照新古典派經濟學家的設計，仿效“四小龍”，加入歐美國家所主導的國際分工，從而得以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1949年后的中國，既沒有加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也拒絕被納入蘇聯所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合作架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追求的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建成一個自為一體的可以自我維持的工業化經濟體系。之所以形成這樣一個經濟發展戰略，大概是由于以下幾個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

首先，1949年以后，中國宣布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宣布抗美援朝，軍事上與美國形成直接對抗的態勢，地緣政治上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圍堵，經濟上遭到后者的禁運，因此完全排除了加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可能性。

其次，盡管1950年以后中蘇兩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結盟，但毛澤東對蘇聯始終存有戒心，不愿意放棄中國自身的獨立自主，加入以蘇聯為中心的共產黨國家的國際分工體系。20世紀40年代的中共對蘇共的關系，便是沿著擺脫二三十年代對莫斯科的盲目依賴，走向獨立自主的主軸展開的。40年代后期的中國共產黨，克服外來壓力，贏得了內戰的勝利，掌握了全國政權，更不愿意依附于蘇聯，拒絕流行于蘇聯與東歐共產黨國家之間的“父子黨”關系。對于1949年成立的以蘇聯為核心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也始終保持距離，遲至1956年，才以“觀察員”的身份有限度地介入，1961年中蘇關系緊張之后，連觀察員的身份也予以放棄。

中蘇友好的歷史見證（資料圖）

還有深遠的歷史、文化原因。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大國，在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中，歷來以天朝上國自居。這種文化上的自信和優越感，與近代以來中國遭受西方列強欺凌的歷史記憶相激蕩，使國人普遍具有民族復興的強烈沖動。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后，盡管國家的經濟面貌“一窮二白”，但毛澤東等領導人有著強烈的大國抱負，對新中國的建設充滿了自信和期許。在國際關系上，斯大林去世后，毛澤東等領導人對中國在共產黨國家集團中影響力的蒸蒸日上，更是信心滿滿；對中國在由眾多非西方國家所組成的第三世界中的領頭角色，也當仁不讓。

所有這些因素，加上中國傳統農業文化中自給自足的心理的影響，都使得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無法接受中國在任何一種國際經濟體系的內部分工中僅僅局限于或偏重于低端產業的發展，或者在生產技術、對外貿易和外交關系上長期依附于主導這一體系的中心國家。相反，從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所追求的便是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自主、部門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并在較短的時間內，迎頭趕上東西方先進工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