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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業和農村發展為何緩慢

再來看看集體化時代農業生產的情形。

林毅夫等認為，農業具有“生存空間分散性高和生產周期長”的特點，從而使得“勞動監督極為困難”，還稱，“農業的這一特征迫使人民公社體系中的管理者選擇較低程度的監督；而沒有嚴格的勞動監督，就不能對勞動者的努力做出準確的度量，勞動者也就得不到與其付出的勞動相對應的報酬。事實上，生產隊為每一個年齡相仿、性別相同的勞動者制定了相同的工分標準（工資率），因而勞動報酬與勞動者的實際工作態度和效果完全脫節。……那些不努力勞動甚至偷懶的人，為集體帶來的產品損失也是在全體勞動者之間平均攤。這就造成集體農業生產中勞動激勵不足，搭便車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

這里同樣有幾點需要辨明。其一，生產隊里所實行的工分制，并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一刀切”，而是分為計件工分和計時工分，事實上對勞動者有足夠的激勵。在計件工分制下，社員個人或小組每天的工分多寡跟當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直接掛鉤。對于無法按個人或小組計件的農活，則采用個人或小組計時的辦法。無論哪種方式，社員多勞多得。為了養家糊口，多賺工分，不得不起早摸黑，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因此，對絕大多數社員來說，集體生產勞動的最大問題，其實并不是什么“搭便車”的問題，而是太苦、太累的問題。

其二，社員是否因為集體勞動監督不易，導致無法準確計工？其實，計工在正常情況下并不是個問題，無論計件、計時，生產隊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大多簡便易行，社員對工分的計算方式本身，與干部之間并沒有太多爭執。

其三，社員在干活時是否偷懶，集體勞動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后來為改革制造輿論時所描繪的“出工一窩蜂，干活大呼隆”的現象，要看每個地方的實際情況。新近對各地村民的訪談和研究表明，在自然環境惡劣，土地貧瘠，人們對工分的現金值預期較低，而生產隊干部管理不得力的地方，的確普遍存在人心渙散，“出工不出力”的問題。但同樣重要的事實是，在不存在集體勞動之外的就業機會，生產隊的糧食和現金分配構成社員家庭收入的最主要來源的條件下，特別是在生產隊的規模較小，集體經營的好壞與社員家庭的生計緊密相連的條件下，社員在作為一個團體進行勞動時，干活拖拉，草率，不負責任，乃至公開偷奸耍滑的現象，其實并不多見。這不僅是因為，在每天收工之際，干部需要在驗工之后方可給每位社員記工，而且在小組干活之時，社員之間相互盯看，做得太慢太差，會影響整體進度和相應的工分報酬。每位社員，特別是年輕人，還需要顧及自己在鄉親們面前的面子和在鄰里間的聲譽。村民們往往把一個人的勞動技能和態度，跟此人的人品和能力掛鉤，這在血緣或鄰里關系比較緊密的生產隊尤為如此。

因此，影響生產隊社員的勞動投入和勞動態度的，有制度的、社會的和心理的多重因素，絕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農民作為理性經濟人由于“激勵不足”而普遍搭便車那么簡單。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相對于工業部門在毛澤東時代的飛速發展，農業生產總值的增長十分緩慢，1952年至1978年，僅從461億元增長到1397億元，平均年增4.35%，而農民家庭的人均純收入，至1978年，依然只有133元。當然，這些數字本身，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在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情況。全面的、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農業種植技術的提高，農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壽命的大幅提高，中小學教育的普及，社隊企業的興起，等等，都是上述數字所無法反映的。但是，到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全國大多數地方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大慶油田鉆井第二大隊大隊長王進喜（左二）和工人們一起鉆井（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 雪印 攝

導致農業和農村發展緩慢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集體制度本身，一直處在探索、變化之中，尤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經歷了從互助組和初級社到高級社、人民公社的急劇轉變，直至1962年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之后，才基本穩定下來。以生產隊（平均規模為30個農戶）為基本核算單位，同時允許所有農戶保留一塊“自留地”，事實上是農村集體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線，再往后退則必然是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即從集體經營轉變為家庭承包。對毛澤東時代的領導人來說，這意味著集體化的失敗，在意識形態上是不允許的。而農戶在家庭承包責任制下的生產積極性，高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這已經為1979年以后農村改革的實踐所證明。

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甚至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澤東時代的農業發展戰略。在無法依賴外來資本和技術的條件下，中國工業化的早期起步，主要依靠農業部門的輸血，也就是將農業部門在滿足農村人口最基本生存需求之后的剩余資源，盡最大可能地轉移到工業部門，作為原始積累，用于工業生產能力的擴張。轉移的辦法，主要是靠農業稅和統購統銷。通過這兩種渠道轉移的農業剩余，在1953年—1984年期間，可能達到4200多億元，甚至6000億元。以江蘇秦村某生產隊為例，這里在20世紀70年代，通過農業稅和統購統銷的剪刀差轉移給國家的生產隊集體收入，每年平均達到11800元，每年人均45元左右（或戶均225元）。如果這些資源沒有被轉移，而是用來改進農民生存條件，或者用于投資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結果會大不相同（當地村民在70年代蓋三間磚瓦房的費用在350元至400元；戶均225元相當于磚瓦房一半以上的價值；人均45元相當于60斤豬肉。11800元則可為生產隊購買7臺拖拉機，或15臺水泵，或25臺脫粒機，或42000公斤化肥）。

這并不是說，毛澤東時代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并不重視。恰恰相反，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農業生產基礎設施的現代改造力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不過，投入的辦法并不是自上而下依靠國家，而是完全依賴農業集體組織（也就是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由后者來負擔農田水利建設以及其他所有公共項目的投入。這反過來進一步擠壓了用于農戶分配的集體收入，使得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更為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