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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績思維使合作社發展脫軌

除此之外，在農民專業合作社快速發展的背后，地方政府也發揮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自上而下的量化考核中，作為新型經營主體的合作社數量近年來被作為比較重要的考核指標，地方政府基于完成考核、治理創新等動機，往往通過行政壓力、政策誘導等多種方式來增加本地合作社數量。因此，對于合作社成立的審查把關以及后續管理方面都很難做到位，這些為那些空殼化的合作社產生和延續創造了空間。

與此同時，在政績思維的影響下，地方政府還會專門扶持一些合作社，通過打包資源、開通綠色通道等多種形式打造亮點工程。在此背景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難以成為可被借鑒的樣本。不僅如此，因為過多的政策優惠以及行政干預，使其從發展的初始階段就與市場脫軌，很難持續經營。

在四川某地農村調研，當地的躍進土地股份合作社一直被政府視為農業經營制度創新的標桿。在媒體報道中，2010年白云村30戶農民發起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的探索被描繪得像當年安徽小崗村分田壯舉一般。

資料圖：視覺中國

合作社發起者阿勇講，當年他因為身體不好，無法在外繼續打工，回家種田體力又不行，作為小組長就想在組里找幾戶人家一起互助生產，把土地集中在一起，各盡所能，取長補短。

當時農業生產存在三個困難：一是農忙時缺乏勞動力，年輕人在外面工作不一定能請到假，老人在家種田，雇工困難且不劃算；二是農民缺乏防治病蟲害有效手段，比較盲目，需要技術指導；三是田塊細碎化、分散化，一些地方農業機械無法下田，全靠人力，比較麻煩。

阿勇的想法獲得了當地農業部門的支持，農業部門的領導認為可以把規模再擴大一些，經過多番組織動員，小組30戶人家共入股112畝土地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為了更好進行農業技術指導，農業部門派了一個農技站長做技術指導，幫助合作社運營、制定農業生產計劃、協調生產項目等。

第一年分紅時，村民分到了1128元/畝，覺得比自己種田還要劃算，躍進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為了農業經營制度創新亮點，其經驗被大范圍推廣；第二年合作社種植規模擴大到了380畝地，涉及到周邊幾個小組的土地，當年分紅1086元/畝；第三年分紅1090元/畝；第四年是960元/畝；往后越來越低。

合作社規模雖然不斷擴大，但是分紅模式一直是兩種：僅有最先加入的30戶村民能夠隨著收益增減分紅，其他后來加入的農民都只能拿到每年600元/畝的固定租金。以至于后加入的農民對此非常不滿。

事實上，早期加入合作社的30戶農民也覺得非常詫異。他們計算過生產成本，即使自己種植，不計算勞動力成本，每畝土地能夠有800元收益都已經很不錯了，更何況合作社還有那么多人工、農資投入。躍進合作社參加市里組織的經驗交流會時，其他合作社理事長就問：“你們種的是金子？我們一年一畝田能賺二三百就不錯了，你們怎么能分紅那么多？”阿勇只能回答：“我們是先進合作社，可能領導比較照顧我們。”

資料圖：視覺中國

其實作為理事長，他也一直心存疑惑：

“是不是政府把錢悄悄補貼進去了，要不怎么可能賺那么多，最開始在算收益的時候，把糧食和菌類的收益都算在一起，怎么都達不到1000元，最后分了是1128元/畝，這些多出來的錢怎么來的，我也不清楚。分紅肯定是在貼錢，不知道是政府出的，還是他們從個人腰包里拿出來的。”

隨著亮點工程名氣的增大，躍進合作社與其成立之初的初衷越來越遠。合作社的生產和經營都是由所謂的農業職業經理人來負責，越來越像是一家公司，大多數農民只能獲得定期的租金，而且由于效益不好，租金也越來越低。

合作社理事會也被不斷地邊緣化，作為理事長的阿勇說：

“職業經理人就像地主一樣，我們理事會的反而成為了打工的，合作社賬目我們（理事會、監事會）都沒有見過，就成了擺設，我們只能耍，等著經理人的安排。以往分紅、調工都是由理事長經手安排，現在經理人找了總管、管理員，他們負責調工、派活，這些本來應該是由經理人來承擔的任務，現在都由他的總管來做，經理人就像老板一樣在背后指揮。”

政府補助躍進土地股份合作社兩百多萬元用于建造烘干房和購買設備，但需要合作社配套一部分資金，經理人則直接拿出配套資金，把烘干房直接建在了自己村子邊，現在烘干房已經投入正常運營，但是和合作社沒有什么關系。

從最初單純的互助經營想法到見證一個與初心漸行漸遠的亮點工程崛起，阿勇百感交集，他感嘆道：

“合作社實際上都是國家拿錢貼出來的，但是這個錢所起到的效果并不大。國家現在是把一部分人扶持起來了，大部分人都沒有扶起來，在原地踏步，一部分人甚至還在倒退。如果國家把錢補給農民像補給規模經營的合作社一樣，農民種田的積極性會更高，糧食產量會更好。面積大一點，難免會有疏忽，雇工管理中有磨洋工的現象，但是農民種自己的田就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