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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具有多維特性，其內涵伴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除了傳統意義上因為收入不足而造成的經濟貧困外，還有文化貧困、價值貧困、權利貧困等概念不斷延伸出來。也正是因此，基于不同視角，對貧困也就存在不同認識。

回到當前貧困治理的議題，國家扶貧目標在于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等基礎問題。值得肯定的是，精準扶貧政策除了做好教育、醫療、住房等基礎保障外，也正探索著從造血式扶貧的理念來解決貧困問題。

針對缺乏勞動就業機會或者正常參與勞動困難的地區有一系列專項幫扶措施。比如扶貧車間，將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產環節進行分包，在鄉村社會建立簡易的生產車間，方便那些因為年齡問題或者因為照料老人、小孩而無法外出務工的農民就近就業。因為這些生產工序非常簡單，農民很快就能上手操作，可以充分利用零碎時間幫助家庭增加收入。在提質增效、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下，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已非常微薄，隨著在城市中勞動力成本和廠房租金的不斷攀升，通過在鄉村設立這些簡易車間，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降低生產成本，和農民實現雙贏。

精準扶貧還充分圍繞著貧困治理中人的因素進行一系列政策部署。比如“雨露計劃”就充分關注到了扶貧中人力資源開發這一議題。政府通過資源投入，引導社會參與，對農村青壯年進行職業教育和實用勞動技能培訓，激勵轉移就業和自主創業，從而實現授人以漁的目標。

除此之外，精準扶貧還有很多其他政策工具，其目的都是在引導農民通過合理勞動來增加家庭收入。當然，這些距離實現致富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但不可否認，這些都是在努力的實現造血式扶貧的基本目標。

新時期的扶貧政策賦予了貧困者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空間，而這一切歸根結底還需要貧困者自身能夠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如果貧困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意識不強，沒有脫貧志向，寧愿窮等也不愿苦干，“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那么，舊有的思想意識仍會源源不斷地滋生貧困的文化土壤。

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當江蘇省有零有整的宣布脫貧成效時，其實還折射出來另外一個議題，在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政府的貧困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也在轉型升級之中。通過精準扶貧政策的全面探索，國家建立起了一整套更加有效的貧困監測系統，形成了政策制定—執行—監督—評估的閉環式監測。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過去央地信息不對稱過程中，地方政府虛報貧困數據爭取扶貧資源，再搞數字脫貧的空間。

貧困治理機制的變化體現了國家能力的變遷。過去由于國家能力不足，貧困治理手段比較粗糙，政策重制定、輕執行、缺乏監督等弊端嚴重影響貧困治理績效。隨著國家能力的增強，通過自上而下的扶貧體系變革和應用技術治理手段，強化了貧困治理的過程管理。由于貧困監測系統更加注重對貧困發生和脫貧過程的動態監測，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過去貧困戶脫貧再返貧后而無法享受扶貧政策的困境，基本實現了對貧困發生的動態管理。

持續減貧，改善民生，在以國家行動為主導的反貧困斗爭中，中國的脫貧攻堅亮出了實實在在的成績單：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人，累計減少8239萬人，2019年貧困人口預計減少1000萬人以上，貧困發生率將比2018年的1.7%進一步降低。

2012年-2018年中國貧困人口數

但是這些并不意味著未來就不再有貧困問題，中國的貧困性質在國家長時期的扶貧行動中已經悄然轉型，從溫飽意義上的絕對貧困轉向了發展意義上的相對貧困。在相對貧困時代，由于貧困的定義更加多元，越來越多的隱性貧困問題影響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扶貧的焦點要更加關注人的生存權之外的發展權，通過人力資本的提升等手段來提高應對現代風險的能力。

這些對于國家新時期的貧困治理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戰。當前扶貧的基本目標在于解決溫飽等基礎性保障問題，對于影響人們發展的切實問題，比如“一婚窮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等因婚、因病致貧返貧問題回應能力依然較弱。過去依靠收入等主要標準來測量貧困人口的方法也亟需革新，如何更好的抓住新時期貧困問題的主要矛盾，選擇更為合適的貧困識別標準和減貧政策，則成為新時期建立緩解相對貧困長效機制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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