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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成良】

近日，江西省萍鄉經濟技術開發區一戶貧困戶較為“豪華”的家裝引起了輿論熱議。

盡管萍鄉市相關負責人表示，該地區的城鎮化水平與一般農村地區不同，不能光看房屋外表來判斷是否貧困，貧困戶是用拆遷補償款自行裝修等，但是，輿論熱議依舊難以平息。這也折射出當前的扶貧工作困境，該如何認識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的貧困問題。

在近幾年的扶貧調查中，類似問題不勝枚舉：一些深度貧困地區，地方政府幫助貧困戶建起了漂亮的樓房，進行了非常妥善的安置，但是非貧困戶卻居住在條件非常一般的房屋，并且也享受不到任何扶貧政策，由此帶來的農戶心態失衡問題、社會矛盾糾紛已是常態，給基層政府增加了巨大的壓力。

筆者曾在西南某縣扶貧部門做過統計，扶貧領域中90%以上的信訪問題都是反映貧困識別不精準這一問題。

深度貧困區農民居住的土房

土房拆除現場

地方政府為農民建造的易地搬遷安置房

易地搬遷安置房內的基本陳設

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其實很難簡單用地方政府工作有漏洞這一原因進行解釋。事實上，在扶貧考核以及第三方評估等壓力之下，地方政府不僅是非常重視，而且極度負責，生怕錯評、漏評貧困戶，以至于第三方評估組在中部某縣評估時，因為找到了一戶漏評戶，縣長當場落淚。扶貧工作是這幾年中西部大多數地方的中心工作，各級政府都投入了極大的時間、金錢和精力，甚至一些一線干部為此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當然，這些并不是說地方政府一點問題都沒有，在精準扶貧工作開展初期，一些地方在扶貧工作中態度不認真、工作不扎實、存在應付心態，也是客觀事實。但是隨著各項考核和評估措施的不斷完善，以及各種督查和約談等壓力的不斷傳導，地方政府在執行這一政策的認真程度和貫徹力度是無可指摘的。

盡管如此，為何還是難以精準識別出貧困戶，為何還是會出現各種導致社會認知偏差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層面進行認識。

一是從貧困性質來看，中國貧困性質的總體差異客觀決定了很難用統一標準認知貧困問題。

本輪脫貧攻堅的主要目標是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即兩不愁三保障，人均年收入超過國家貧困線即可。

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對于農民而言，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長期穩定，不僅能夠獲得土地收益，而且還能夠安心到城市務工，實現家庭的發展目標。在當前階段，只要能夠正常參與社會勞動，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并不大。

由于中國區域面積廣闊，發展差異較大，不同區域對于這一總體目標的認知以及任務分解存在一定差異，而且不同地區的貧困表征其實差異較大，很難用統一的公共政策去識別認定。

對于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來講，這些地方毫無疑問是脫貧攻堅的主戰場，貧困的表征也更為明顯：農民住房非常破敗，甚至不少人還居住在幾十年歷史的土房中；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依靠農業，微薄且不穩定；教育、醫療等基礎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不高等等。

在國家強大實力的支撐下，解決這些貧困表征問題雖然比較容易，但更為困難的是解決農民的觀念問題和思想認識問題，這些如果沒有進行妥善的解決，那么就很容易出現返貧等問題。因此，這類地區的貧困問題往往是結構性的，不僅需要扶貧政策的深度介入，也需要時間去逐步解決思想認識問題。

而在中西部大多數普通農業地區，農民的生活模式與家庭生計已經深深地嵌入進了現代市場，貧困的表征并不像深度貧困地區那么突出，但是因病致貧、因為主要勞動力無法參與正常社會勞動等致貧因素對于農民家庭也造成了較大影響，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公共政策的妥善介入。

從總體上來看，這些地方的貧困問題應該是少量的、局部的。但問題在于，過去一些地方基于對貧困縣帽子背后所帶來的財政以及政策考慮，會在數據上刻意控制農民人均收入、虛報貧困戶總量，導致在精準扶貧時期分解到地方的貧困戶指標遠遠超越地方實際，因此帶來了精準識別問題。

例如在中部某貧困縣調研，120萬的總人口就有10余萬的貧困人口，如果按照兩不愁三保障的標準去倒推的話，這些人在脫貧攻堅之前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眾所周知，事實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