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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從政策手段來看，過于追求超越地方能力的手段精準化容易造成精準行政困境。

雖然從理念上來看，精準地識別出貧困戶并給予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是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但事實上，精準識別出貧困戶的成本是極其高昂的，并且其前提是能夠保障統一的標準。

對于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而言，盡管是要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但是發展不平衡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不同地區對于絕對貧困的認知也是存在較大差異的。更為關鍵的是，通過付出極其高昂的行政成本來實現貧困戶的精準識別在一些地區的意義并不是特別大。

比如在深度貧困地區，農民之間的分化差異原本就很小，但是地方政府需要按照上級分解的指標來精準識別出貧困戶，這一問題就制造了很多基層治理矛盾。

例如某村莊有1000人，上級政府可能分解給村莊200個貧困人口指標，就需要在這1000人中通過倒排收入、社區識別等方式識別出最貧困的200人，給予政策支持。地方政府雖然花費了巨大的代價來對經濟收入等進行測算并將指標分解下去，但是很難保障第201個人就絕對比第200個人貧困，甚至也很難保障第300個人就絕對比第200個人貧困。

越是貧困地區，農民之間的收入分化差距就越小，而依靠這種精準識別方式不僅代價極為高昂，而且實際意義也不大，更容易造成社會矛盾。

以筆者在西南古村調查為例，古村的典型特征是：群眾文化水平低，全村近50%的村民沒有接受過義務教育；種養殖經營管理粗放，規模小、收益少；群眾安于現狀，發展動力不足，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山林面積廣，人地矛盾突出，全村人均耕地約1畝，然而地塊不平整，不便機械耕作，生產成本高。從住房情況來看，古村整體上比較貧困：全村332戶，有19戶居住磚混結構的房屋，多數家庭都住土房。

按照常理，一般能夠在村莊中建造樓房的農戶家庭經濟條件都算不錯，而古村依靠自己家庭能力建樓房的僅有6戶，其余13戶都為貧困戶。在村莊中絕大多數農戶多還住土房的情況下，這些貧困戶率先依靠政策住上了樓房，這使得多數村民、村干部對此都很有意見，“現在建起來房子的，都是有點能力，有點想法的（貧困戶）”，“那些真正很窮的人，條件很差的人，給他政策，都無法建起房子。”那些沒有成為貧困戶、勤勞苦干的農民還是住土房。

三是從制度設計來看，對基層的過度考核與超高標準評估也容易造成扶貧工作亂象。

精準扶貧的政策設計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在扶貧領域的一次全方位嘗試，為了有效解決貧困問題，政策設計比以往更為周密。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各級政府也都極為重視，對貧困政策的監督頻度和力度比以往都要大很多，基層政府的一些小微問題被發現后都會被嚴肅處理，這些都極大地提高了地方出錯的成本和代價。

對于一線扶貧干部來講，既要按照政策標準精準地識別出貧困戶，又要把上級分解的指標落實下去，還要保障基層社會秩序的穩定，及時化解矛盾糾紛。這些工作之間原本就充滿很多張力，除此之外，還要保障落實下去的工作能夠通過各級的監督和考核，并最終通過第三方評估，期間的壓力和矛盾可想而知。

對于基層容錯空間的不斷壓縮帶來的后果是，基層干部為了自我保護，不得不嚴格按照政策要求辦事，還要做好各種材料報表等留痕工作。但問題是，基層工作的核心是群眾工作，需要面臨復雜的社會現實與政策情景，而規則的標準性就決定了其很難去窮盡這些復雜的社會情境，基層在面臨無政策可依的情況下，原本有的可以通過發揮自主性來解決，但在容錯空間較小的背景下，選擇不作為反而更為保險。

除此之外，還有的地方會選擇加碼完成任務來獲得認可。以易地搬遷政策為例，一些貧困地區為了打造亮點，集中大量的資源來建設易地搬遷村莊，甚至有的為貧困戶建起兩層樓房，配置好基本家電。雖然這樣更容易獲得農民較高的滿意度，但也造成了資源分配不均衡的問題。尤其是欠發達地區，其資源總量是有限的，更應該注意資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分配的公平性問題。

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中國貧困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廣大人民的艱苦奮斗，也離不開扶貧工作者的辛勤努力。當前的扶貧政策賦予了貧困者前所未來的發展機遇和空間，而這一切歸根結底還需要貧困者自身能夠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

中國的國家扶貧能力轉型，既是在解決轉型與發展所伴生的社會矛盾問題的過程，也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架構不斷調整以適應新階段發展形勢與任務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反貧困道路仍然需要在深化改革中不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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