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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盧荻】

【作者按：原稿為英文，分上下兩部分。上篇意在厘清中國“走出去”迄今的主要特性和對世界發展的影響，觀察者網已在日前刊出，原文請點擊《中國“走出去”，擠壓了誰？》。本文是下篇，討論并反駁所謂“中國‘走出去’具有帝國主義特性”的論斷。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陳碩穎博士的翻譯，惟作者已就翻譯稿做了相當程度的文句和內容修改，文章責任自當由作者承擔。】

中國“走出去”的表象和猜想

僅僅就表象看，自世紀之交以來中國的“走出去”，確實呈現出一系列特征，貌似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所界定的“帝國主義”。這包括：外貿膨脹、資本輸出、與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的經濟競爭、助長發展中經濟體的去工業化或經濟結構“初級化”趨勢，等等。考慮到“走出去”的主體基本上是大型國企，背后有國家戰略的引導和國家控制的金融機構的支持，于是，諸如金融資本、壟斷資本等概念好像就能套用了。如此種種，是否坐實了中國是帝國主義、或至少具有帝國主義特性？

更深一層探討，現代帝國主義的本質是資本主義，是壟斷形態或高級階段的資本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判斷；于是，所謂“中國帝國主義”論的基礎，必然是認為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化了。同樣也僅就表象看，今日的中國經濟，已經是高度融入了世界市場或世界資本主義，從外貿、直接投資、跨境金融流動，到國內的宏觀經濟決策以及微觀經濟主體的體制和行為，都是顯示著這種高度融入。那么，是否就能由此推論，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必然也只能是資本主義性質？

要回應、反駁近年流行于國內外的那些對上面兩個問題的肯定性論調，必須有充分的現實根據，還必須作出理論澄清，這正是本文希望能做到的。

概括而言，下文力圖論證：即便有上面所述的種種表象特征，中國的“走出去”就總體看并不具有攫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剩余的特性，因而不能說是帝國主義。由此引申，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圍的資本積累的邏輯是金融化，帝國主義因而主要表現為金融霸權對全球勞動者以及發展中經濟體的“掠奪性積累”。面對這個資本積累邏輯，無論是就“走出去”還是就國內而言，中國經濟迄今在系統意義上至少是既有屈從也有抵抗，這正意味著資本主義化并沒有成為主導，也沒有理由和根據相信未來前景必定是屈從將成為主導。

“新帝國主義”論

迄今，所謂中國正在趨向帝國主義的疑慮、斷言，主要是來自敵意的媒體評論或政治立場先行的宣示。不過，這種論調背后還是有其知識支撐的，就西方（或西方中心主義）左翼而言，是自世紀之交以來廣泛流行的一系列“新帝國主義”理論。

這些理論的關注焦點，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資本/跨國資本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以及國家之間在區域或世界范圍的利益角逐。這些理論并非認為（資本主義性質的）勞資關系不重要、或勞資關系不是帝國主義的基礎，而是預設勞資關系已經充分滲透了世界的主要地區。而中國的政治-經濟恰恰被認定為已經是勞資關系主導、已經是完全資本主義化了，甚至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內在成分了。

正是基于這種理論，再加上所觀察到的有關中國的貿易和對外投資擴張、中國卷入了在區域和世界范圍的利益角逐等現實，相關學者于是幾乎毫不猶豫地判斷：中國正在甚或已經轉向帝國主義。

然而，理論上，所謂資本主義體系，能否被理解為是各個局部的勞資關系的簡單加總呢？這有可能，但并非必定如此，取決于特定歷史時期的體系范圍的資本積累方式。

其一，局部資本有可能傾向于繞開生產過程，直接從事投機來賺取利潤，結果卻在總體上壓抑了生產性投資。

其二，在各個既定的投資水平上，局部資本有可能傾向于盡量壓低勞動成本，結果卻是在總體上壓抑了消費需求。

因此，資本主義體系要存續，就必須存在代表總體資本的權力機構（也即國家和國家體系），以此抵消局部資本的自我毀滅傾向。在全球-體系層面，國家權力的安排究竟是為總體資本的利益服務，還是為總體資本中的一部分利益群體服務，則取決于特定的歷史情境。不過，一般而言，更強有力的資本群體總是能夠對國家施加更大的影響力。

現代的也即資本主義性質的帝國主義，意味著在體系中強勢的或占主導地位的資本——即是“北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不僅剝削本國的勞動者，而且還剝削“南方”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換言之，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本質特征，就是剝削經濟體和被剝削經濟體之間的分野。對于全球大部分人口的福祉而言，這種分野，比資本-國家關系以及國家之間的利益角逐更根本、更具有決定意義。

必須指出，這里使用“剝削”一詞，但所指的未必就是嚴格意義上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剩余價值的創造與攫取，這是因為，全球化固然意味著資本主義體系的空間擴張，但這種擴張不一定包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所有國家和區域的擴散。因此，可以依靠一個更加寬松的表述，即：帝國主義意味著經濟剩余從發展中經濟體流向發達經濟體，而剩余流動的具體內容與形式，包括“剝削”在其中的重要性，則取決于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系統范圍的資本積累模式。

我們這個時代的資本積累

要闡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范圍的資本積累模式，或許可以通過考察主導全球化的核心政策信條，以此作為切入點。這些以“華盛頓共識”為標識的政策信條，性質上無疑就是新自由主義，包括三個方面：市場和貿易自由化、公共財產和服務的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跨境資本流動的去管制。這些政策啟動了經濟的金融化進程，使得經濟資源日益變成可作金融交易，投機性的金融活動日益主宰了世界經濟。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金融化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的積累邏輯，而金融霸權則占據了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位置。

金融化，也即資本日益轉向投機活動，勢必擠壓生產性的長期投資。這種擠壓效應同時會加劇收入分配差距，壓抑消費增長。結果就是，當代資本主義具有走向系統性需求不足的內在傾向，從而引發經濟危機。與此同時，投機性活動聚焦于分配利潤，而不是創造利潤，從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總是首先在金融領域以金融不穩定、甚至金融崩潰的方式爆發。簡而言之，金融化的邏輯，就是導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續。

然而詭異的是，在現實中，直到2007-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前，金融化確實是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解釋這一悖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掠奪性積累”，也即通過橫掃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來壓低生產性資源的成本。換言之，全球化時代的資本積累的主要基礎，是將原來不屬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生產性資源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