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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說明此種關系，筆者這里引用一位美國工業家對美國人的忠告^[13]：

??那種認為美國的創新精神在需要的時候就會體現出來的想法本身就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一個創意發展成為產品的過程并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

創新以產品開發和制造過程中形成的知識和經驗體系為基礎，這種體系一旦消失，創新也就不復存在了。一個國家若喪失了將技術發展轉換為成熟產品的能力，那么它最終也會失去創新能力。??隨著美國先進的技術及其工業基礎一道被全球的競爭者搶占，短時間內能替代的新技術將會很少。并且，未來技術將以今天的技術為基礎，什么都不是憑空就有的。

在上面的引言中，“產品開發和制造過程中形成的知識和經驗體系”就是現有的工業體系。科學和基礎技術的突破當然會創造出誕生新工業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仍然需要現有工業的支持——當半導體集成電路發展起來后，為該工業提供曝光機（亦稱步進機，是制造集成電路的設備中最昂貴的設備）的企業來自傳統的照相機工業（如日本的尼康和佳能）。高技術工業的產品往往是由傳統制造活動所實現的——所以iphone是由富士康制造出來的，而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電商新業態是由廉價的快遞活動（前提是存在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所支撐的；當光彩照人的“深圳模式”把人們的目光吸引到華為等一批高技術企業身上時，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那些高技術企業只是金字塔的頂端，而“深圳模式”的金字塔底座是那些靈活多變的中小制造企業；沒有這個底座，頂端就會搖搖欲墜——“i5”數控系統的偉大之處就是它也為那些中小制造企業的升級提供了技術手段。

正是由于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只能產生于中國已有的產業基礎，所以產業升級才對未來的中國發展具有關鍵意義。如果我們真的重視產業升級，那么經濟政策的重點就應該從做“減法”——如去產能和淘汰“僵尸企業”等，然后等待“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轉向做“加法”——引導、鼓勵和支持中國工業沿著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升級方向進行突破。

3.產業升級需要來自政治層次的領導力

中國的產業升級需要政治領導，即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應該由政府而不是市場提供。

關于中國經濟一直以來流行的思維方式是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看成是對立的，市場是萬能的，政府的作用必須被限制在最低程度。這種信仰來自教科書經濟學：在私有制的條件下，只要沒有對價格機制的人為干預，市場競爭將會導致市場均衡（市場出清），而均衡則代表了社會效率的最優狀態。于是，政府（通過干預價格機制和國有制）就成了對市場均衡力量的最大威脅。

但“均衡”理論不能解釋進步是怎么發生的。今天人們已經公認，自從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有用知識的進展是現代經濟增長的基本驅動力。亞當· 斯密在200多年前探索國民財富的原因時，把勞動分工——通過產生分散化的專業知識——看作是經濟增長的首要源泉；正是因為沒有人能夠掌握如此產生的全部知識，所以他才會認為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市場活動需要協調機制。[14]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新古典經濟理論誕生的標志——把經濟增長及其源泉的知識進步機制排除在經濟理論之外，于是才會認為經濟協調只能靠價格機制。50多年前，今天可稱之為新古典經濟學祖師爺級別的肯尼思· 阿羅就以嚴格的新古典框架證明，價格機制在知識生產的資源配置上是無效的，對創新活動的最優和有效資源配置要求政府或其他非營利性的融資。^[15]事實層面上也是如此：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90年代中期的50年間，美國聯邦政府的投入占美國全部R&D支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在美國研發投入的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場，而是聯邦政府。

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把經濟活動的本質看作是人類社會通過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利用自然資源以獲得福利的過程，把知識進步和能力成長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基本驅動力，那么政府和市場就同屬于知識生產機制和經濟協調機制的組成部分，二者的關系就不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產生新知識、新技術和新技能的機制是通過市場競爭的分工和專業化，所以有用知識存量的增長及其應用的擴展主要是由企業承擔的。但另一方面，任何單個企業都沒有關于宏觀經濟的知識，沒有關于經濟體系應該向哪里發展的知識，沒有關于基本社會矛盾（如能源、環境等）以及如何通過經濟結構調整來化解這些矛盾的知識——所有這些知識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府當然沒有對于特定技術和工業領域的具體知識，但這只說明政府不應該干預企業，而把精力集中于領導工業體系的演進。

在世界經濟不僅存在市場競爭，而且還存在國家之間政治和戰略競爭的條件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只能在政治層次上決定——中國是向消費和服務經濟轉型，還是向更高生產率的工業經濟轉型，決定著世界格局的演變方向和“中國夢”得到實現的可能性。也只有以政治決策為前提，才能產生連續一貫的政策，避免跳來跳去、缺乏邏輯聯系的政策。政治領導的作用不會阻礙市場機制的作用——因為它允許來自基層的創造性，而且也要通過競爭檢驗結果、獎優罰劣。這種框架關系的有效性其實已經由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所證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確（政府的作用），人民自會創造奇跡（市場的作用）。

一旦中國工業升級帶動實體經濟的增長，所有今天看似嚴重的問題都會大大緩解。經濟發展出現暫時困難并不可怕，關鍵是領導層在這樣的關頭把握住方向并樹立起明確的政策目標（市場不會提供這種方向）。倘若如此，就可以一掃當前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迷茫和悲觀情緒，增強企業界的投資信心，在經歷過一段調整期后進入經濟發展的黃金階段，形成更高生產率、更多附加值和更強國際競爭力的生產力體系。

注釋：

[1] 2000年，高技術和中技術工業只占OECD國家的全部工業增加值的8.4%（其中日本占9.9%，歐盟8.3%，美國7.9%），低技術工業占制造品出口的32.8%。2000年，經合組織低技術工業的研發支出占制造工業全部研發支出的48%（從美國的40%到歐盟的53%和日本的56%），見（Mendonca2009）。

[2]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 5.

[3] Gordon E. Moore, “Some person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in thesemiconductor industry”, Richard S. Rosenbloom and William J. Spencer eds.,Engines of Innovation: U.S. Industrial Research at the End of an Era, Harvard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p. 171.

[4] 對這個現象的分析可見Dani Rodri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China & World Economy, no. 5(2006).

[5] 下面兩個方程及其含義見：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宏觀經濟學》（第19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207頁。

[6] Robert Solow, “Technical Advanc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 3(1957).

[7] Moses Abramovitz,“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Growth: Areas ofIgnorance, Old and New”,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2(1993). 后來許多經濟學家企圖把這個余值的內容具體化，如教育、組織變化等等因素，但還是有很大比例的余值內容無法確定。這里不再多講。

[8] Richard R.Nelson, “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productivity dfferences: dead ends and new depar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 no. 3(1981).

[9]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 4.

[10] Richard R. Nelson,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medium-range growth proj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5(1964).

[11] 轉引自Richard R. Nelson,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medium-range growth proj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5(1964).

[12] 路風、王晨：《中國數控機床的“逆襲”揭秘》,《望》2016年5月20日。

[13] 小理查德·埃爾克斯：《大國的命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14] Brian J.Loasby, “The significance of Penrose's theory for the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18(1999).

[15]Kenneth J.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Resources for Invention”, Richard R. Nelson, ed., The Rate and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609?626.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ID：whzh_21b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