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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分析生產率特別是工業生產率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我們采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數據庫，對中國與其他5個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績效做進一步的分析。由于現有數據的限制，對中國，我們選擇1978~2007年（恰好大致相當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數據，而對其他5個國家，均選擇1963~1992年的數據（這個選擇尤其考慮到與日韓高增長階段進行比較的需要）。

圖2：中、美、英、法、日、韓6國的工業生產率在30年間的增長倍數。數據來源是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的工業統計數據庫。該數據庫的衡量單位為2015年美元現價。為了和前面 Penn World Table數據保持相對一致性，本文根據聯合國的“按GDP平減指數衡量的通貨膨脹”數據，將各國制造業數據統一換算成按2005年美元計價。

圖2展示了6個國家在30年里，全部門勞均資本、全部門勞均產出和工業勞均產出的總增長率（即期末相對于期初的倍數）。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事實.

第一，6個國家的工業生產率增長無一例外地超過全部門生產率的增長。在1978~2007年的30年間，中國的全部門勞均GDP增加了4倍，而同期的工業勞均GDP則增加了9倍，說明工業發展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這個關系其實具有普遍性。對低收入國家發展過程的研究公認，勞動力從農村流入生產率更高的工廠是一國生產率增長的主要源泉，而且工業生產率的增長在中長期內會比其他任何經濟部門都更強勁。[15]

第二，工業生產率增長最快的國家是從低收入水平一路發展到高收入水平的日本和韓國：在30年間，日本的工業生產率增長了近35倍，而韓國增長了近32倍，有力證明這兩個國家都是首先在工業生產率上接近或趕上領先國家的水平，然后才在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上（即富裕程度上）接近或趕上領先國家的。

第三，中國工業生產率在30年里的增長只超過美國，低于英國和德國，更是大幅度低于日韓，說明以提高生產率為重心的中國工業發展還有很大的潛力。

從發展的角度看我們特別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日韓的工業生產率增長會比中國快得多？這是因為它們在發展過程中迅速實現了工業結構的轉變——從以勞動密集型工業為主轉向以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工業為主。例如，在1960年代初才開始注重經濟發展的韓國，其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到1990年代末就已達到總出口的70%。[16]而中國的工業結構尚未完成這種轉變。

圖3：中、美、英、法、日、韓6國制造業出口的技術含量對比。數據來源是基于對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UNCTAD）的分析，并參考德勤咨詢《2016全球制造業競爭指數》第6頁圖2。計算方法參考德勤咨詢《2016全球制造業競爭指數》計算方法，把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里“技術產品出口”中的汽車相關出口產品的加入到“高技術產品”中。GDP與2011年國際元保持一致。

圖3所述6個國家的制造業出口構成來反映它們產業結構的特征。圖的縱軸代表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橫軸代表制造產品出口的技術含量，代表各國的氣泡大小反映它們各自的制造業出口總額。從6個國家在圖上的分布看，勞動生產率與產品出口的技術含量呈現正相關關系；中國的制造業出口總額最大，但技術含量最低，反映出中國工業處于較為低端的特征。

實際上，中國的出口數據并不真實反映工業實力，因為其中很大部分是來料組裝的加工貿易（曾經連續十幾年超過總出口的50%，只是近幾年才下降到近40%）。與此相關聯，在2001~2011年期間，中國總出口的50%以上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這個比例只是在最近幾年才稍有下降。

上述3組數據（圖）說明，生產率的增長較低是因為中國工業主要生產低附加值的產品或從事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這種產業結構是被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塑造出來的。

中國經濟的高增長階段發生在大踏步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較低的勞動成本和較高的技能相結合所產生的優勢，[17]導致以出口為動力的國際貿易規模迅速攀升，中國工業的規模隨之迅速擴大，工業增加值在2011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并且積累起海量的外匯儲備。

但與此同時，中國工業在價值鏈的爬升卻很緩慢，其最大的影響來自持續了20~30年的依賴引進和放棄自主開發的技術政策。[18]由于有著對于外資會帶來先進技術和管理的期望，中國在大約20年的時間里大規模“補貼”外資，典型地體現在全球罕見的“內外有別”稅收政策上——外資企業的所得稅實際稅率是中國企業的一半。[19]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長期不重視技術研發，即使是那些本來屬于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如汽車、機床和電子產品等），也因為過于依賴外國技術或核心元器件而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生產活動上。

還是在高增長階段，當中國經濟和貿易規模的增長引發“中國威脅論”時，一位美國觀察家Gilboy則認為中國“無害”：第一，中國的高技術和工業產品出口被外國企業而非中國企業所主導；第二，中國企業深度依賴從美國和其他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進口的產品設計、關鍵元件和制造設備；第三，中國企業沒有采取多少有效步驟去吸收進口技術并在當地擴散，使它們不可能迅速成為全球工業競爭者。

在分析了外資企業占中國工業品出口的比例遠高于中國企業后，Gilboy指出：“中國的國有、集體和私營企業落后于外資企業的關鍵原因之一，是它們沒有對日本、韓國和臺灣企業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發展出的那種長期技術能力進行投資。”[20]

時隔12年后，兩位美國商學院的教授指出，中國企業的能力迄今還是集中在“下游”（通過模仿和改善外國技術以更低的成本生產基本的成熟產品），而西方跨國公司則集中于“上游”（有關顧客對技術需求的深層知識、設計采用新技術的高性能產品、掌握軟件開發和有效管理全球供應鏈）。由于中國企業在掌握上游技術方面進展緩慢，所以在中國對外開放的44個行業中，外國公司主導了19個；“當日本和韓國的人均GDP處于中國今天的水平時，資本品已經占到它們出口的25%，而且其出口績效繼續改善，不像中國這樣止步不前”。[21]

另有兩位國際關系學者認為，在歷史上，崛起大國與主導大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并不大——如20世紀初的美國之于英國，二戰前的德國之于西方盟國，以及冷戰初期的蘇聯之于美國。[22]但中國今天在技術上遠遠落后于美國，而且追趕的是一個移動靶標——美國仍然在對技術研發大量投入。沒有技術能力，經濟實力就不能轉化為軍事實力。

上述幾位美國學者的說法是否完全準確另當別論，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觀察：中國工業技術能力水平低是中國自己選擇的結果。但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一些美國精英把危機的根源歸因于世界經濟的“失衡”，而中國則被說成是造成失衡的主要力量之一（因為中美貿易不平衡），同時施加巨大壓力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為響應這種說法，經濟政策的“新范式”也把中國的經濟問題定義為“失衡”，并且設想“中國在未來全球經濟中擔當的角色面臨著重新定位，在繼續發揮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時，逐步扮演全球市場大國的角色”。[23]

但一位歐洲經濟學家De Cecco則斬釘截鐵地斷言，任一國家貿易出超導致另一個國家貿易赤字的失衡關系，“只是在一個對稱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才是真實的。如果發行國際支付手段的國家享有‘過分的特權’——即它能夠預先購買世界的產出，結構性地處于貨幣定價的首位，而讓其他國家去自己分配剩下的——世界貨幣的發行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經營貿易赤字，而其資源被中心國家所預先購買的其他國家就不得不經營貿易盈余”。[24]因此，他認為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不是失衡引起的，而亞洲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外匯積累很可能減輕了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制造的破壞。

不管怎樣，只要大致了解一下中國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就會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當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國際貿易出現了持續萎縮之后，中國經濟的“內需不足”會凸顯出來，而中國工業會出現產能過剩。產業升級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凸顯出來。

上述分析可以幫助澄清許多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