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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國經濟不可能在如此之低的生產率水平上就喪失了高增長的潛力。經濟發展理論早就有共識：只要能夠不斷提高技術、組織和社會的能力，一個國家的生產率水平距世界先進水平越遠，其發展速度就可能越快。但如果中國在現階段就向消費和服務經濟轉型，必將導致工業化過程的早衰，[25]而這對中國的發展是非常危險的。特別要指出，只有在現有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諸如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等因素才會影響增長。

第二，中國經濟遭遇困難的根源具有清晰的產業內容，即在高增長階段形成的產業結構不適應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經濟環境變化。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也同樣清晰：中國需要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工業領域實現重點突破和基礎廣泛的產業升級。這是提高工業生產率和附加值的關鍵，也是擴大內需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只有以產業升級為條件繼續擴大中國工業和經濟的規模，中國才能減輕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對自己發展的鉗制。

第三，在抽象掉產業內容的條件下，把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歸結為“投資驅動的粗放發展”無助于認清問題的癥結及其解決途徑。中國在高增長階段的技術進步方式遠比投資更大程度地決定了粗放發展。因此，推動產業升級需要從政策到體制實行一系列的改革，但僅僅通過緊縮政策實現“市場出清”，伴之以實施國際金融機構所倡導的“結構性改革”（ 即消除自由市場發揮作用的任何障礙），然后坐等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對于中國經濟的升級不過是緣木求魚。

扭轉被動局面的關鍵是政策變化

以產業升級為動力，中國經濟具有再次進入增長階段的潛力。目前最需要但也最缺乏的是采取以發展為中心的經濟政策，以便為中國經濟提供前進的方向并動員起各方的力量。這樣的經濟政策必須要在政治層次上決定，因為它必須服從國家的總體戰略目標。政治、軍事和經濟是支撐國家戰略的三個主要方面，它們各自的政策目標必須在邏輯上一致才能使國家戰略有效。

如果中國的國家戰略目標是實現“中國夢”，同時在政治上以反腐鞏固政權，在軍事上捍衛中國領土不受侵略，那么在經濟上的目標就當然應該是進取性的——以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經濟實力的繼續增長，否則國家戰略就是有“殘疾”的。因此，未來的經濟政策必須包含經濟增長的目標，增長目標的具體內容應該根據中國經濟的特定問題通過政治過程決定，從而形成采取連貫性政策的決心。

幾年來，為了阻止經濟增長的下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但整體上看，由于經濟政策的主題及其主邏輯被“新范式”所主導，這些措施往往是反應性的而且彼此之間缺乏邏輯聯系。因此，實行以發展為中心的政策就要求經濟政策再次發生“范式變化”，拋棄“空想市場主義”。

為什么？

第一，歷史證明，開啟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過程的動力首先來自政治領導力和政策變化。

為了把“結構性改革”說成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主流經濟學家把中國經濟下行的原因歸于“制度”，即體制不夠市場化。但當他們在解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時，同樣把原因歸于“制度”，即“產權保護、契約精神、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競爭、價格引導等市場制度安排”。無論是不是同義反復，也無論上述對制度內容的概括是不是準確，這個說法并不符合事實。

在改革開放之初，上述“市場制度安排”都不存在，甚至難以馬上施行，但中國經濟已經走上了發展之路。很顯然，開啟經濟增長發動機的是政策——即政治領導層做出的選擇。同樣確定的是，所有非計劃經濟的“市場制度安排”都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具備。

先不說制度的內容到底應該是什么，事實說明的是制度的建設和改進內生于中國的動態發展過程，但并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如果是先決條件，那中國在每一個階段都動彈不得，現在也如此。這個關系不僅被中國的實踐所證明，而且被世界范圍內的發展經驗所證明。[26]因此，采取正確的政策才是重振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

圖4：中國和日本的GDP總量（單位：萬億美元，當年價）

為了把制度說成先決條件（或把市場經濟說成是目的），“新范式”認為經濟增長不重要。圖4表明，在距今并不遙遠的200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還只是接近日本的三分之二；但到2013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日本的兩倍以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另一面是日本的停滯）導致的這種實力逆轉，就是中國近年來強硬應對日本侵蝕中國領土領海主權的底氣。

在今天的條件下，強調增長的重要性就要改變以前高增長階段的模式，產業升級就是要扭轉以低端為主的產業結構，把生產率的增長當作經濟增長的動力，要改變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的增長方式。經濟增長非常重要，而具有增長潛力是中國的一個巨大優勢：一個保持經濟增長的窮國比一個陷入停滯的富國更有朝氣、更有信心、更讓它的人民充滿希望。中國在現有經濟規模基礎上的繼續增長是壓垮任何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國際勢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推動產業升級不會阻礙改革，而是促進改革。

例如，中國最近在民用干線客機技術上取得突破（以C919下線為標志，也包括運20的列裝等）。那么，中國能不能由此發展起來可以自我持續的民用航空工業？實現這個目標是關系到中國產業升級的一個重要內容，但這需要涉及公司治理結構、工業的競爭結構以及政府監管結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

再例如，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正在普及的浪潮中，中國能不能把長期欠缺的半導體集成電路工業發展起來？這個工業的技術變化速度極快、周期性極強，中國以往的企業模式和融資體制都無法適應這個工業的發展。因此，能不能建立起新體制關系到在發展上的突破。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來說，在高技術和資本密集工業的突破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靠中國企業的能力成長，因此，必須推進競爭性企業體制及其支持性制度的建設。在這里，市場化是其重要內容，但這些改革只有在升級過程被發動起來之后才會有效。因此，為發展而實施的改革是針對問題的改革，不是“空想市場主義”的改革。

更深刻的改革是，推動產業升級要求中國工業的技術進步方式決定性地轉向自主創新。從產業升級看，自主創新就是鼓勵和支持企業從事圍繞向市場提供新產品或改進產品的工業活動，包括產品或工藝的開發，包括提供更多的服務，包括以新的方式制造和銷售這些產品，等等。因此，自主創新就是鼓勵和支持企業向能夠創造需求的活動轉移，也就是向技術和知識密集程度更高的活動、向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活動轉移。

但中國現行的科技體制迄今仍然是一個模仿外國目標、政府把持項目和專家評審（“分贓”）的跟隨體制，仍然沒有確立企業的主體地位，同時企業不做技術的傾向仍然普遍。扭轉這種局面的改革包含著遠比“市場化”更多、更復雜的內容——至少是因為技術進步的體制包括非市場主體（如大學）和非市場過程（如基礎研究和國家資助系統）。這種系統性要求在國家層次上對改革的協調，但其效果將是巨大的。

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的民營制造企業供應了全世界大部分的門把手和門鎖（以及許許多多類似的產品），而這些企業生產活動的共同特征是都使用機床。因此，沈陽機床集團開發新型數控機床的成功立刻成為支持這些制造企業升級的力量。當我們稱產業升級必須“基礎廣泛”時，[27]它意味著中國工業不能失去向全世界供應門把手、手機殼的市場地位，更意味著中國要在上游資本品工業實現突破，以支持下游制造工業的升級（中國下游工業的優勢又為上游技術的突破提供了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