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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的關系。“強國范式”要求中國繼續參與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但絕不被動服從，而是積極主動地塑造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這方面的內容很多，本文僅集中于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的戰略意義。

3.2 工業生產能力是中國最大的戰略性資產

在“強國范式”下，道路自信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為中國經濟高增長立下汗馬功勞的工業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走向世界，不會也不可能再退回到出發之前的狀態。但是，如果中國不愿意按照霸權的意志退回到國際經濟體系的邊緣位置，那什么是中國能夠在世界經濟中保持一席之地所依賴的戰略性資產？很顯然，如同美國有美元霸權、俄羅斯有石油和天然氣那樣，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就是其最大的戰略性資產。

“制造業”不是可以移動的物品（如廠房、設備和生產線），而是有組織的“能力”，既包括單個企業和工業的能力，也包括“體系”的能力。與自然資源在不用時也不會“貶值”不同，工業生產能力只有在不斷的生產經營中才能被保持和發展。

同時，由于各個工業的企業還存在以彼此之間的需求和供應關系為紐帶的共生關系，所以一個工業的消失會導致其他工業的消失。能力的發展是累積性的——昨天的能力塑造了今天的能力，而今天的能力決定一個組織明天能干什么。

因此，對于任何國家而言，去工業化過程一旦持續一段時間，一個經濟體就會失去對工業的社會“記憶”，其間發生的社會變化會成為“再工業化”的障礙。正是從能力視角可以看出“二分法”政策思維的破壞性。

無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還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國正確的戰略就是要把現有的每一個工業都做到競爭力十足，同時依托整個工業體系的力量把暫時落后的工業發展起來。

歐美對中國的打壓——從芯片到紡織（新疆棉）、起重機、新能源汽車等——都是從產業下手。有人擔心歐美以各種壁壘阻止中國工業進入它們的市場會導致“脫鉤”，但世界上沒有人能夠違反經濟規律。只要中國工業不斷保持進步并進入一切可以進入的市場，歐美的保護主義就沒有什么可怕的。例如，它們只能保護出來高成本的鋼鐵工業或其他工業，使它們自己的產品無法進入世界市場，從而抬高它們自己所有其他工業的成本。

工業生產能力是中國最大的戰略資產

就像口罩的例子那樣，當中國工業能夠以美國十分之一的成本無限制供應口罩時，什么關稅和標準壁壘以及美國議員的政治喧囂都歸于無用。因此，中國工業體系雖大雖全，但沒有一個工業是多余的——你要不想用稻草或芯片去接孩子的屙物，那紙尿布工業就是重要的。

今天的中國工業體系及其生產能力就是中國屹立于世界經濟而不可能被排擠出去的最大保證。這項戰略性資產越強大，世界經濟就越不可能與中國“脫鉤”。

3.3 二分法思維對新執政理念的誤讀

因此，對于偉大復興“世界觀”下的經濟政策范式來說，經濟增長目標本來就應該占據經濟政策的中心位置，保持經濟增長速度本來就是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為幫助繼續深入理解這個邏輯，我們在偉大復興世界觀的語境下，重新解讀受到熱議的幾個有關發展的方針、原則和概念，以避免“二分法”思維對它們的誤讀或曲解。

關于“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是黨中央確立的方針，但在“二分法”思維下也存在諸多誤讀甚至曲解。最大的曲解就是以“高質量”為名，把工業分成三六九等，然后要求以“高端”工業和服務業來代替傳統工業。如此一來，“高質量”與“發展”就成為對立的關系，因為其中把對工業體系的限制發展或不發展變成了這個方針的主要內容。

這種對立關系的擴大還把高質量發展與增長速度對立起來，謊稱重視經濟增長速度就會不利于結構調整。只要破除掉“二分法”的思想鋼印，我們就可以明確，高質量發展與增長速度沒有矛盾，反而要求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

例如，日本確實是一個發達國家，但誰會認為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狀態是“高質量”的？為結構調整而必需犧牲經濟增長速度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經濟增長失速或衰退必定阻礙和壓抑結構性變化，而創造性的結構重組在經濟上升階段發生得更多且更具革命性。正如兩位長期研究這個問題的美國經濟學家所說，“結構性變化在經濟收縮時會下降而不是上升”。【11】因此，如果增長速度過低，其實就沒有質量可言。

關于“先立后破”

“先立后破”的原則，是黨中央針對2021年9月下旬波及全國的限電限產風波【12】提出的。那場風波的原因就是運動式“減碳”和強化煤炭“去產能”的后果。“先立后破”的原則一舉扭轉了供電危機，證明了黨中央站在人民一邊的鮮明立場。

實際上，這個原則還具有普遍的意義，因為它直指“二分法”思維違反客觀規律的要害：世界上的任何新事物都是在現有事物的基礎上產生的，不管是通過創造或災變，而新舊事物的轉化需要一個過程。因此，這個原則完全可以用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

中國需要保持經濟增長，以解決任何“結構性”問題；中國需要保持傳統工業的發展和升級，以支持高技術工業的突破。因此，如果“高質量發展”是目標，那么“先立后破”就是方法論。

關于“現代產業體系”、“新型工業化”和“新質生產力”

“現代產業體系”、“新型工業化”和“新質生產力”是中央提出的三個概念，互相聯系。由于這三個概念比較新穎，所以引起熱議。但只要撇開“二分法”思維的誤讀，我們就很容易看出這三個概念在政策邏輯上，是與偉大復興“世界觀”和強國范式相一致的。

現代產業體系的標志不是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代替傳統工業，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樣，累積性發展起來的傳統工業不可替代。

事實上，鋼鐵工業可以是現代化的，造船工業可以是現代化的，石油化工可以是現代化的，紡織、建材、糧食加工等等工業都可以是現代化的。判定它們是否“現代化”的標準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任何一個工業在技術水平、生產率、成本、環保水平和競爭力方面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因此，就工業來說，現代產業體系的標志不可能是以某些工業代替另一些工業的問題，而應該是所有的工業——即工業體系——都成為現代化的。

現代產業體系指的是由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劃分的產業所組成的體系，其關鍵在于“體系”：它要求三次產業之間和每個產業的各個部門之間要協調發展，還要求產業的門類完整，而產業體系的整體現代化就是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的根本任務。

新型工業化是以新的或創新的方式完成中國發展的歷史任務——工業化。中國尚未完成工業化的任務。2022年，中國鄉村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4.8%，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24.1%，更重要的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只有非農產業的四分之一。

中國人口超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總和，而且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如此人口規模的國家要實現工業化和共同富裕，不僅歷史空前，而且必然遇到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沒有遇到過的困難（如資源瓶頸）。在這個歷史背景下，中國能不能以新的、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完成工業化，就成為一個時代的問題。

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和共同富裕，就不能在勞動收入（亦即勞動成本）不斷提高的條件下失去工業，包括那些被稱為勞動密集型的工業。這就是中國遇到的挑戰，如果中國傳統工業能夠通過融合新技術來提高自身的技術密集度，就完全可能以生產率的提高來抵消勞動成本的上升。

路風教授認為，今天提倡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國工業在任何領域做大做強。圖為伊利乳業工廠的機器臂在工作

新型工業化的任務同時說明，如果不像“二分法”那樣人為地干預經濟規律，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在三大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趨近之前就增速放緩。

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和推進新型工業化要靠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個表述在邏輯上沒有任何問題。問題在于，什么是“新質生產力”的根本標志？

最近一個帶有流行性的解讀是從構成生產力的四個要素看，即新質生產力表現為新型勞動力、新型勞動對象、新型勞動工具以及新型的基礎設施。這又是一個類“二分法”式的解讀。如果把新質生產力的要素之一說成是新型勞動者，也就把今天所有在崗的勞動者（包括如此解讀這個概念的經濟學家們）排除在新質生產力之外。那么，新型勞動者從何而來？其他的要素——新型勞動對象、新型勞動工具和新型基礎設施也都面臨這個邏輯矛盾。

如果從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過程看，改革開放后在發展方面的最大教訓就是沒有堅持自主創新，這是今天出現“短板”和“粗放”現象的主要原因。針對這樣的問題，今天提倡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國工業在任何領域做大做強，包括通過自主創新進入任何高附加值領域，也包括敢于創造新的領域。這與把生產力的物質內容分為“新的”和“舊的”毫無關系。

動態地看，在“偉大復興世界觀”或跟隨范式兩種不同的精神狀態下，某個時點上相同的物質生產力會產生出非常不同的結果，前一種能夠超越而成為“高端”，后一種則甘于跟隨而陷入“低端”。因此，生產力的“質變”恰恰發生在偉大復興世界觀和強國范式所倡導的行為準則上：當中國的產業發展徹底擺脫曾經的跟隨模式，當大多數的企業都敢于以自立自強來創造前無古人的業績時，中國的生產力就是新質的。

偉大復興的“世界觀”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工業發展指明了方向。今天，重振經濟增長需要以這個“世界觀”重塑中國的經濟政策范式。新的范式要求把經濟增長目標重新拉回到經濟政策的中心位置，破除“二分法”思維對中國發展的自我設限。重振增長的途徑是從中國現有的產業基礎出發，推動基礎廣泛的產業升級，因為腳踏實地才能實事求是。

中國的發展要靠黨對發展方向的指引和人民的創造，讓市場和企業發揮作用的實質就是讓人民的創造性可以充分發揮。因此，應該改變過去由政府部門天天計算產能、天天管制市場的做法，使每一個政府部門的工作方向與“偉大復興”相一致。

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是毋庸置疑的，但要“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首先要改變“二分法”思維對中國經濟的“自限”緊箍咒。

3.4 新型舉國體制的意義是黨領導人民創造新的奇跡

以偉大復興的“世界觀”重塑經濟政策范式，必然伴隨著相應的體制變化。新型舉國體制的概念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在本文最后一節，我們從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和科技自立自強的兩個側面，來討論新型舉國體制面臨的任務。雖然這個體制的具體形態還需要在實踐中探索，但它的實質是以黨領導人民的方式，破除任何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