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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合川老農民】

最近《小麥戰爭》一書作者尼爾森在接受觀察者網采訪時，說過這么一段話：

某種程度來說，我借鑒了1760年代到1779年代歐洲重農主義者（physiocrts）的論述，他們從中國孟子的思想中尋找靈感，思考應如何建設一個理想中的國家。

一般人們都會認為歐洲是個工業發達的地方，歷史上洋務運動也好、西學東漸也好、工業革命也好，從來都是我們向西方學習，西方來影響我們。而作為傳統農業大國，有著悠久農耕文明的中國如何影響歐洲，確實還缺乏研究和公眾傳播。尼爾森這番話就是個佐證，也引發了我對于中歐農業文化淵源的思考。

1.中農西渡，中學西進

中歐之間的農業交流歷史悠久，可以追溯至遠古時代。起源于中國的古老作物——糜子（又稱黍），憑借其短暫的生長周期（僅需60天即可成熟），在新石器時代便隨著人類的遷徙傳播到了歐洲。像黍作為作物的傳播恰恰體現了中農西渡的時間跨度，也是歐亞大陸之間具有持續性文明交流的一個生動例證。

糜子，又稱黍（作者供圖，下同）

同樣地，中國作為茶樹的發源地，其茶葉通過古代的絲綢之路，逐漸滲透并影響了歐洲的飲食文化。

并且，茶葉的引入不僅僅是商品的交換，更是文化的交融，它承載著東方的生活方式與哲學思考，逐漸成為歐洲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東學西進的一個重要物質載體。

此外，明朝末年的農業巨著《農政全書》，由徐光啟編纂，這部涵蓋了豐富農業知識和技術的著作，在作者去世后，經由法國學者傳入歐洲，對歐洲的農業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書中記錄的先進農業技術和理念，激發了歐洲農業的革新，促進了當地農業生產力的提升。

收錄了《農政全書蠶桑篇》的《中華帝國全志》英譯本

無論是記載著農業生產理念的書籍還是承載著東方哲思的茶葉，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文化互動，都深刻地塑造了啟蒙時代的歐洲學者。

比如，歐洲近代重農主義的核心人物魁奈，他尊崇儒家思想，甚至將中國視為“道德、政治、宗教合為一體”的典范國度，倡導全面學習中國文化。其重農主義理念中偏向于自然主義哲學的部分，有著明顯的，來自于《道德經》中，“道法自然”的部分。

被稱為“歐洲孔子”的魁奈

我時常跟人提到，當代歐洲所提倡的“有機/綠色”的概念，與中國提倡的生態文明本屬同宗同源，體現了人對于自然和諧共生，即天人合一的追求，也是東哲對西哲啟示之后的涌現。

又比如，德國哲學巨擘康德將孔子比作中國的蘇格拉底，彰顯了他對儒家哲學的尊重。

而即便像黑格爾這種嘴上大量批判東方文明的，但真在做自己的哲學思考時，其身體卻能很誠實地將“道”的同素異形體——理性的意志塑造為其核心觀點。

過去國內的知識界側重于渲染西學東進對于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卻極大地忽略了東學西進對于歐洲啟蒙運動的塑造。

這種對于歷史片面且不客觀的認識，也使得中國人一度喪失了文化自信，進而陷入了言必稱古希臘羅馬的滑跪模式。

但實際上，若以今天看待慕洋公知的標準去審視歐洲啟蒙時代的學者，他們身上大多也有類似“中吹”的影子。

2.重農學派

談到中歐農業文化的交流，歐洲近代興起的重農主義就一定不能缺席。

重農學派的核心主張是對工商貿易的批判與反思，認為農業才是國家財富與繁榮的根本，而工商活動則多被視為表面的浮華與泡沫。

18世紀的古典重農學派緣起于法國，其興起與演變，有其復雜的歷史背景。

路易十四時期，法國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不惜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發展工商業，結果破壞了經濟結構中工商業和農業的平衡，使其農業幾近崩潰。

而在英法七年戰爭之后，法國的國際地位遭受重創，失去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失去殖民地，等于失去了市場與廉價的原材料供應端，這就使其重商主義道路遭受重創，工商業對外的擴張不足以去補償農業的犧牲，故此，對于重商主義道路的反思由此而生，重農主義也隨之登場。

英法七年戰爭

在當時，一方面是法國在與英國的全球化競爭中失利，迫使其工商業發展受阻，進而導致法國對外轉嫁矛盾與對內分發紅利安撫人心的能力下降。而另一方面則是重商主義對于農民的壓榨、封建階層對于新興市民的壓榨等多重因素重疊，最終都為即將到來的法國大革命埋下了種子。

此外，重農學派也可以被視作法國在全球化競爭中遭遇挫折后的一針安慰劑，既是維持其國內現有秩序的需要，也是維持法國意識形態的必須。

畢竟，英國人在重商主義道路上的成功會反襯出法國在同樣命途之上的失敗。結合法國自身的特色，講一條屬于法國的獨有道路，有利于重振法國的人心，緩和國內的矛盾。

但彼時的法國畢竟是積重難返，法國大革命打亂了重農主義溫和改良的進程，而隨著工業革命的浪潮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速，重農主義也逐漸顯露出其局限性，無法支撐現代國家的全面持續發展。

不過，重農主義中的一些核心理念，如尊重自然規律、反對過度商業化等，卻隨著歐洲在當代全球競爭中“相對失敗”的地位，使其得以在當代歐洲的“有機農業”、“環保議題”里找到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