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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潘岳】

公元300-600年間，中國與羅馬再次面臨相似的歷史境遇，同時面臨中央政權衰落，同時遭遇周邊族群大規(guī)模沖擊。

在中國，是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大胡族紛紛南下，建起了眾多政權。在羅馬，是西哥特、東哥特、汪達爾、勃艮第、法蘭克、倫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個個“蠻族王國”（barbarian kingdoms）。

相似的歷史軌跡卻產(chǎn)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中國五胡十多個政權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鮮卑的北魏統(tǒng)一了整個北方，雖屢經(jīng)紛爭與分裂，最后還是實現(xiàn)了內(nèi)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經(jīng)代表正統(tǒng)的南朝，繼承了秦漢中央集權超大規(guī)模國家形態(tài)，奠基了融合胡漢的隋唐大一統(tǒng)王朝。

步輦圖

歐洲各大蠻族王國幾百年征伐中，盡管有個別王國如法蘭克曾一度實現(xiàn)了西歐基本統(tǒng)一，最有希望繼承西羅馬帝國衣缽。但由于內(nèi)在分治的邏輯，最終還是分裂成一個個封建國家，全靠“普世教會”作為精神統(tǒng)一的力量勉力維系。

這個歷史岔口，再次體現(xiàn)了中國和西方從族群觀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邏輯最為關鍵。

第一章 五胡入華

（1）南遷之戰(zhàn)

中國與羅馬的命運，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場戰(zhàn)役而改變。

經(jīng)此一戰(zhàn)，北匈奴西遷歐洲，成為后來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羅馬疆界的重要推手[1]；南匈奴南下中原，開啟了五胡入華的先聲。

2017年，中蒙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了班固為漢朝徹底擊敗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銘》。有大漢情結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歡呼“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封燕然山銘》拓片局部

但真實歷史是，南匈奴單于首先偵測到北匈奴的內(nèi)部動亂，主動向漢朝建議出兵[2]。竇憲率領的4.6萬騎兵里，3萬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萬中還有一半是羌人[3]。可以說，是漢朝率領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遷的。

這是游牧社會不團結嗎？不是。從地理氣候上說，每當草原寒潮來臨時，北方的游牧族群都會向南遷徙。從資源稟賦上說，草原地區(qū)所能承載的人口只是農(nóng)耕地區(qū)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須從中原獲取糧食、茶葉、絲麻織品以維持生存和開展貿(mào)易。

中原對周邊族群強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進的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4]。與更北的族群愿意向西發(fā)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與中原融合。他們與中原共享著北中國經(jīng)濟交通網(wǎng)絡，更容易在荒年獲得糧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進行貿(mào)易，從而多次形成經(jīng)濟社會共同體。久而久之，從地理到經(jīng)濟，從民俗到語言，從文化到制度，一千五百年后，一個囊括東北亞的政治共同體最終形成。

燕然山之戰(zhàn)后，南匈奴深入漢土，在北方邊郡游牧生息。由于漢朝懷柔遠人的政策，他們不繳稅賦，但要接受郡縣制的人口管理[5]。今天在寧夏、青海、內(nèi)蒙、陜西、山西發(fā)現(xiàn)南匈奴墓地，既有漢式墓穴，又有草原的頭蹄葬，青海還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領的“漢匈奴歸義親漢長”的駱扭銅印[6]，胡漢文化彼此交融。

“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銅印

南匈奴南下前后，內(nèi)遷的還有西北的氐羌、東北的鮮卑、漠北的羯人。三國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劇減，魏晉不斷“招撫五胡”。百年間，內(nèi)遷的五胡約數(shù)百萬人，其中，匈奴70萬，羌人80萬，氐人100萬，鮮卑250萬。[7]西晉“八王之亂”后，北方總人口1500萬，漢人只占三分之一。有人誤以為“漢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著人口數(shù)量的絕對優(yōu)勢改變“小族群”的生活方式。[8]但真實歷史是，北方五大胡族不僅軍事占優(yōu)勢，人口數(shù)量也占優(yōu)勢[9]，完全可以按照老習慣“牧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漢人，但他們卻主動選擇了一條“漢化之路”。

（2）漢化之路

漢化之路，由南匈奴開啟。

五胡政權中第一個建立王朝并滅亡西晉的，是南匈奴人劉淵。他是南匈奴羌渠單于之曾孫，因漢匈和親而改為劉姓。作為貴族子弟，劉淵曾在晉朝宮廷中游學，他讀《毛詩》與《尚書》，學《史記》與《漢書》，最愛《左傳》和《孫吳兵法》。

他割據(jù)山西稱帝，卻并不想恢復匈奴的北方故業(yè)，而非要以“漢”為國號統(tǒng)一天下。為此，他自稱是劉邦、劉秀、劉備之后，為了說明“漢代之甥”與“兄亡弟繼”的合法性，他竟將“扶不起的阿斗”劉禪也設個牌位祭拜起來。

但劉淵的政權并未延續(xù)，被羯人石勒所滅。石勒的出身與劉淵不同。劉淵是游牧貴族，混跡于宮廷；石勒是雇農(nóng)奴隸，流浪于民間。但石勒也一樣喜愛漢文化。他不識字，卻“雅好文學”，愛聽人給他念《漢書》。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變成了儒生。但石勒也沒有成功，統(tǒng)一北方的基業(yè)被殘暴的后代敗光。從后趙的廢墟里，又誕生出了慕容鮮卑的前燕和氐人的前秦。

五胡政權中第一個統(tǒng)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堅。但沒幾年，就因倉促伐晉而敗亡。在前秦“殘軀”上，分化出羌人姚氏的后秦、慕容鮮卑的后燕、匈奴赫連的大夏。混戰(zhàn)中，拓跋鮮卑從蒙古草原一路打來，力破群雄，定國號為魏。經(jīng)過三代人勵精圖治，終于統(tǒng)一北方百余年。北魏隨后分別演變成了北周和北齊，再由北周統(tǒng)一北方并開出了一統(tǒng)天下的隋唐。

前秦與北魏，這兩個最接近一統(tǒng)天下的政權，漢化程度最高，漢化態(tài)度也最堅決。

苻堅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馬倥傯的豪雄，卻自小熟讀經(jīng)史。即位后最重文教，每月親臨太學，考問諸生經(jīng)義。他的目標，是道德上要不墜“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實踐上要超越“漢之二武”（漢武光武）。

他打服西域，卻送回汗血寶馬，要顯得比“為馬打大宛”的漢武更高一籌。他一邊打東晉，一邊在朝廷里為東晉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興滅繼絕”的周政。他俘虜了慕容鮮卑卻不肯殺，安排慕容暐與慕容垂君臣入朝為官。無數(shù)人勸他消除隱患，他卻非要樹立以德服人的榜樣[10]。他剛在淝水戰(zhàn)敗，鮮卑豪杰們果然造反，建立后燕和西燕。苻堅對“仁義”的偏執(zhí)程度，曾被譏諷成“不肯半渡而擊”的宋襄公。

有人說前秦亡于“過于漢化”，但之后的拓跋北魏統(tǒng)一北方后，卻比前秦更加徹底地推行“漢化”。道武帝拓跋珪說“為國之道，文武兼用”。太武帝拓跋燾大量重用漢人士族，把河西學者遷到首都，鮮卑子弟都得跟著學儒典，“于是人多砥尚，儒學轉興”。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體制性漢化”。他遷都洛陽，仿照兩晉南朝官制；命令鮮卑人定門第、改漢姓、說漢語；自己帶頭并讓弟弟們和漢人士族通婚。

有史家認為，北魏之所以能統(tǒng)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與隋朝之所以能統(tǒng)一全國，是因為他們“改漢俗行漢禮”。不盡然。因為天然習漢俗行漢禮的南朝并沒能統(tǒng)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進行了大一統(tǒng)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漢儒法國家形態(tài)。

北魏孝文帝禮佛圖

（3）再造一統(tǒng)

西晉崩潰后，天災人禍，基層政權完全崩壞。北方遍布“塢堡”，百姓依附強宗豪族聚居起來自我保衛(wèi)。戰(zhàn)亂導致土地拋荒，一方面流民無地，一方面豪強趁機多搶多占。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公元485年，北魏實行均田制改革，將無主荒地收歸國有，并平均分配給貧民耕種。其中，“露田”是要種糧征田賦的，耕農(nóng)去世后還給國家，再分配給下一批青壯年；而“桑田”是種桑麻棗榆之地，不用歸還，可以留給子孫。均田令還規(guī)定了如何給老人小孩、殘疾人、寡婦分田。此后，強者仍強，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從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礎都是均田制。

與均田制同時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三長制。針對的是亂世中的豪強割據(jù)。豪強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層，通過“宗主”來間接管理，稱為“宗主督護制”[11]。三長制廢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漢式的“編戶齊民”三級基層政權（“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12]。再從百姓中選取鄉(xiāng)官[13]，負責征稅與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漢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長制改革的，是漢人官僚李沖。通過均田制，北魏獲得了充足的編戶、賦役與兵源；通過三長制，北魏結束封建式統(tǒng)治，重建了基層政權；通過官僚制，北魏恢復中央集權行政體系。比起“著漢衣”、“改禮儀”這些形式，這更是“漢制”的靈魂。

在西晉滅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數(shù)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復了“漢制”。誠如錢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國，逮三長、均田制行，則政體上逐漸從氏族封建變?yōu)榭たh一統(tǒng)，而胡、漢勢力亦因此逐漸倒轉”[14]。短短30年內(nèi)，北魏的人口數(shù)量與軍隊數(shù)量迅速超過了南朝。

當北魏繼承“漢制”的時候，東晉和南朝的“漢制”卻走向僵化。如“察舉制”被發(fā)展為“門閥政治”，“王與馬，共天下”；流民成為豪族的私屬，朝廷無法掌握，以至于六朝三百年，“江南戶籍上的戶口幾乎完全沒有増長”。

同樣是世家大族，北朝大考百僚看實績，比南方更重現(xiàn)實政治能力。同樣是經(jīng)學，北朝重實學，南朝重玄學。同樣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與基層政權，南朝直到晚期才讓寒士當官為將。

陳寅恪、錢穆都認為，之后的隋唐總體上繼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與南朝禮樂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舊，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創(chuàng)新更符合“漢制”大一統(tǒng)精神。這種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實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編戶（大索貌閱），還開創(chuàng)了科舉制。陳寅恪說，“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15]。注入的與其說是人種，不如說是改革創(chuàng)新精神。

當然，南朝也并非一無是處，其發(fā)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東晉與南朝在大一統(tǒng)的理念上，也從未含糊過。這比東羅馬強，拜占庭存在1000年，為統(tǒng)一的西征只有一次半。而東晉南朝272年里，北伐有10余次。從東晉的祖逖、庾亮、桓溫、謝安，到宋武帝劉裕劉義隆父子、梁武帝蕭衍、陳宣帝陳頊等。雖然都未成功，但誰也不敢宣布放棄。在華夏大地上，任何統(tǒng)治者，誰要放棄了大一統(tǒng)，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