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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漢化與羅馬化

五大胡族之所以執著于“漢化”，是因為漢文明之精髓在于長治久安的超大規模政治體的構建。游牧族群雖具有軍事優勢，但若不是吸取了漢文明的制度經驗，是無法戰勝自詡“正統”的南朝的。

“漢制”不是“漢人”的習慣法，而是一種無偏私的理性制度。夷與夏不是看血脈看習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漢人，不去繼承發揚“漢制”精神，也會失去華夏傳人的資格。

“漢化”不是“被漢人同化”的意思。西漢初期，沒有“漢人”，只有“七國之人”。司馬遷寫《史記》時還用七國之人來描繪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漢武帝之后，“漢人”變成了“漢王朝子民”的自稱。因為漢武帝將秦國的法家制度、魯國的儒家思想、齊國的黃老之術與管子經濟、楚國的文化藝術、韓魏的縱橫刑名、燕趙的軍事制度融為一體，形成了“大一統漢制”。從此，認同這種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漢人”。

可以說，“漢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構“國族”的最早實踐。這套制度雖由秦漢創造，卻不再專屬于中華世界，成為了東亞古典文明遺產。漢字也不僅是“漢族的文字”，而是東亞古典文明的重要載體。因為建構大一統的經驗教訓都記載于漢文律典與史籍中，不學習就無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動漢化，并非忘記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擁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設超大規模政治體的雄心。

第二章 蠻族入侵

（1）一族一地王國

蠻族不是突然降臨羅馬的。如同漢人總是將遠方族群稱為“夷狄”一樣，羅馬人也將萊茵河、多瑙河外的異族部落稱為“蠻族”，后來又泛稱為“日耳曼人”。和漢朝一樣，羅馬沿著兩河邊境修筑了一道“日耳曼長城”，與日耳曼諸族勉強相安。而當北匈奴從西邊一路擠壓，在匈人王的“鞭笞”下，草原各部落一次次沖破了這道脆弱的長城。

日耳曼人深入腹地掠奪殺戮，占領了北非和西班牙等產糧區和銀礦區。羅馬帝國的人口、稅基、軍隊不斷衰弱。蘇維匯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盎格魯-薩克遜人等各蠻族紛紛占地建國。但這都是一族一地的小王國，真正建立起“大王國”的，是哥特人與法蘭克人。東西哥特王國占領了整個南歐（西班牙、意大利與法國南部）[16]，法蘭克人則征服了西歐大部。據統計，當時進入羅馬帝國的蠻族總人口當在75萬到100萬之間[17]。

相比之下，兩晉南下的族群人口則有數百萬。考慮到羅馬與西晉人口規模大致相同，進入羅馬的日耳曼族群數量應遠遠低于羅馬人，應比五胡更容易“羅馬化”，羅馬文明應像漢文明那樣在西歐延續下去。但事實卻相反，這些日耳曼王國，除個別短暫“部分羅馬化”外，絕大部分干凈徹底地“去羅馬化”。

如哥特人建國，就刻意與被征服的羅馬人分開居住，一般選擇在城外建立城堡。鄉村中聳立的一個個獨立城堡，猶如一座座孤島，成為今日歐洲鄉村城堡風貌的起源。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潔性不被羅馬人同化，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羅馬文化腐蝕，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18]。在治理上，哥特人實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羅馬人與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用蠻族習慣法，羅馬人用羅馬法；在行政制度上，哥特人搞軍事，羅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育上，不鼓勵哥特人學習羅馬拉丁語與古典文化；在宗教信仰上，哥特人信奉阿里烏斯教，羅馬人信奉天主教。這些分治的規矩保持了多年。正如英國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說，蠻族建國“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19]。

（2）走不通的融合

日耳曼諸王國中，唯一一個進行過“部分羅馬化”的特例，是東哥特王狄奧多里克。他雖然也搞“二元政治”，但卻是最理解羅馬文明價值的一個蠻族國王。

狄奧多里克是東哥特的王子。如同劉淵一樣，作為人質在東羅馬宮廷中接受教育，對羅馬貴族社會很熟悉。但和劉淵精通《左傳》《尚書》不一樣，他雖然語言交流無礙，卻不喜歡希臘文與拉丁文，為了不簽名也能行公文，他竟用一個“記號”來刻章[20]。

狄奧多里克拿下西羅馬自立為意大利國王，雖然不讓哥特人與羅馬人混居，但他卻保留了西羅馬的文官制度，羅馬依然由執政官、財務官、國務大臣們管理。他下令羅馬人當官，哥特人當兵。

狄奧多里克很仁厚，在他治下，羅馬人完全保留著自己的服裝、語言、法律和習俗。甚至對宗教，狄奧多里克也十分寬容。盡管自己信奉阿里烏斯教派，但他親自去圣彼得的墓地獻祭。他從未強迫任何一個天主教徒改宗自己的教派。

狄奧多里克特別保留了羅馬遺老們的權力。最受重用的大貴族波愛修斯，是奧古斯丁之后最偉大的教會哲學家，被史家稱為“最后一個羅馬人”。

狄奧多里克將朝政托付給波愛修斯，并將波愛修斯兩個年紀很輕的兒子早早封為羅馬執政官。羅馬遺老和哥特新貴常鬧爭端。他對羅馬遺老的“偏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怨恨，2萬名哥特士兵在意大利“帶著憤怒的心情維持著和平和紀律”[21]。在狄奧多里克統治的33年中，意大利、西班牙維持著舊日羅馬的風貌。

英國史家吉本說，“哥特人和羅馬人的團結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傳下去，一個由自由的臣民和有知識的士兵組成的新的人民，完全可以在高尚品德方面相互爭勝，而逐漸興起”[22]。說的容易。哥特人與羅馬人的深層矛盾先從宗教開始。狄奧多里克寬容天主教，但天主教卻不肯寬容猶太教，燒猶太人教堂搶其財產。狄奧多里克為了一視同仁，懲罰了犯事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因此懷恨在心，紛紛背著他與東羅馬拜占庭教會頻繁勾結。

523年，羅馬元老阿爾比努斯被揭發送信給東羅馬皇帝，請求他推翻哥特王國，讓羅馬人重歸“自由”。這些信件被截獲了，狄奧多里克大怒，將叛變的元老們抓了起來。此時，波愛修斯挺身而出，以身相保——“如果他們有罪，我也有罪！如果我無罪，他們也無罪！”他與哥特人雖密切，但關鍵時刻仍選擇站在了羅馬貴族一邊。[23]吉本總結說，“即使最溫和形式的哥特王國，也必會使一位羅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無法忍受”、“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卻永遠不能對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宗教，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寬容”[24]。

此時，狄奧多里克已至暮年。他發現，“他畢生為羅馬人民辛勞付出，得到的卻只有仇恨；他為這種沒有回報的愛而感到憤怒。”[25]最后，他處死了波愛修斯。故意用一種“最不羅馬”的方式——剝奪了波愛修斯死前為自己的辯護權。

狄奧多里克死后第十年，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在消滅異端的熱忱與收復故土的熱望下，對東哥特發動“圣戰”。一方面，拜占庭教會同聲發布了一項消滅阿里烏斯派的敕令；一方面，查士丁尼用5250公斤黃金主動向波斯求和，穩住東方，騰出手來西征。535年，派出名將貝利撒留進行了20年戰爭，消滅了東哥特王國。

（3）羅馬拋棄羅馬

重回東羅馬懷抱的西羅馬人，如愿以償了嗎？答案出乎意料。

當貝利撒留攻打東哥特時，西羅馬的貴族與百姓紛紛里應外合。貝利撒留正是通過羅馬的貴族主教西爾維里烏斯的暗地接應，才兵不血刃地進入羅馬城。

而西羅馬人對“王師”的熱情卻沒維持多久。由于長期的攻防戰，西羅馬人吃不慣苦，先是為不能洗澡、不能睡眠，后是為缺少糧食而咒罵東羅馬軍隊[26]。西羅馬人的抱怨，使曾經幫助東羅馬開城門的西爾維里烏斯主教，竟然計劃再次趁夜開鎖，虛掩城門，幫助哥特人潛回城內襲擊貝利撒留以結束圍城。但陰謀泄露，西爾維里烏斯被立即流放。貝利撒留從此不再信任西羅馬人，每月兩次更換羅馬城墻15座城門的門鎖，經常換防守城門的羅馬人自衛隊。

這“一迎一拒”的轉變，前后僅四個月。

拋棄拜占庭的，不光是貴族，還有平民。許多西羅馬農民和奴隸重新加入了舊主哥特的部隊；許多沒有拿到薪水的蠻族雇傭軍也加入了哥特軍隊，一齊向“解放者”進攻。

西羅馬人既不忠誠于東哥特，也不忠誠于東羅馬。他們只看重自身利益，最好誰也別來管。正如學者赫爾穆特?海米茨指出，“對西部行省的很多羅馬人來說，‘羅馬的滅亡’并不是一場災難。事實上，地方精英與蠻族、羅馬軍閥和藩王（client kings）之間，在更小的權力單元上形成了一種合作關系”[27]。

西羅馬人反對東羅馬人也有理由，因為拜占庭毫不考慮當地的民生，只想著收稅，更沒有恢復羅馬治理體系，延續千年的羅馬元老院就此終結。如果說身為蠻族的狄奧多里克還苦心維系羅馬體制，身為羅馬人的拜占庭卻將其一掃而光。歐洲史家認為，如果沒有哥特戰爭，羅馬古典文明不會這么快消失而進入中世紀。這就要怪驕傲的羅馬貴族內心深處永遠不會接受“蠻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羅馬。

東哥特之后的蠻族，從此再不刻意“羅馬化”。他們干脆拋棄了羅馬的政治制度，徹底走自己的路。羅馬的生活習俗僅順著慣性在歐洲局部地區延續了一個多世紀。

（4）中華選擇中華

與狄奧多里克、波愛修斯君臣關系非常相似的，中國有兩對人物。一對是前秦的苻堅與王猛，一對是北魏的拓跋燾與崔浩。

第一對君臣，苻堅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則是“北方淪陷區”首屈一指的名士。桓溫北伐到關中，王猛拒絕了他的高官厚爵，因為桓溫和長安近在咫尺，卻不渡過灞水，顯然沒有統一天下的真心。

王猛選擇苻堅有兩個理由。

一是符堅立志大一統。為了“混六合以一家”的大一統理想，符堅不避風險，不計較個人成敗。在還未消化好長安的鮮卑貴族的情況下，偏要冒險南伐東晉，因為“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

二是前秦政制更符合儒法并行的“漢制”精神。東晉按門第任官，苻堅卻從下層選拔精英。東晉搞玄學，為政講風雅；苻堅找的都是“學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

在王猛這類真士人的心中，“漢”，不是血統種族，而是制度理想。中華世界里的族群，無論胡漢，都不像羅馬世界中的族群那樣以“血統”或“宗教”作為劃分依據。

第二對君臣，拓跋燾是鮮卑雄主，崔浩是漢人世族子弟。崔浩為拓跋燾屢出奇謀，完成了北中國的大統一[28]；推動拓跋燾進行“文治”改革：恢復文官制度；整頓基層政權，考課地方吏治；吸收中原律令條文；力主鮮卑精英與漢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燾無比寵信崔浩，親臨他的府第問計軍國大事，命樂工為他譜曲頌功。

但與波愛修斯一樣，崔浩也因牽扯到族群意識而不得善終。他主修北魏史時，書錄了鮮卑部落時代“收繼婚”等舊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時已接受中原倫理觀的鮮卑人，對這種“揭丑”非常憤怒。又正趕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鮮卑貴族紛紛狀告崔浩侮辱先人，還傳聞崔浩和在南朝的親族密謀要投宋。拓跋燾盛怒下將清河崔氏滅族。此時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備受戮辱。[29]

但與哥特因羅馬人背叛而急速去羅馬化不同，崔浩案沒有使拓跋燾“因人廢事”，他依然命令鮮卑貴族子弟學習儒學。崔浩雖死，其政猶在。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漢化改革推向頂峰。漢人與鮮卑人都沒以個人榮辱來構建政治，他們對歷史有著更深刻的理解。

（5）法蘭克的疏離

當哥特人消失在歐洲舞臺后，命運之神降臨法蘭克。

7世紀中期，查理曼大帝征服了除西班牙之外的西部歐洲，與拜占庭帝國并立于世。法蘭克人能發展壯大，得益于天主教會的支持。但除了同信天主教，法蘭克與羅馬沒多少共同之處。

羅馬皇帝的短發上戴著桂冠，法蘭克國王始終留著蠻族標志的長發，被稱為“長發的國王”。

羅馬是城市文明，擁有凱旋門和宮殿，但法蘭克國王們喜歡住在農莊，四周建有畜舍飼養著牛和雞，奴隸生產的糧食和酒還可以出售。羅馬是中央財政稅收，法蘭克王室是“私人莊宅”經濟。

羅馬律法雖然內外有別，但至少在形式上維持了羅馬公民的內部平等。但法蘭克習慣法實行等級制。《薩利克法典》嚴正宣稱法蘭克人的生命比被征服的高盧羅馬人值錢。殺死一個法蘭克普通人賠償200蘇，而高盧普通人賠50-100蘇就夠了[30]。這種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差別，轉化成了法蘭克人與高盧人之間的族群差別，進而轉化為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階級差別。

羅馬法講究證據，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而蠻族法采用簡便的裁定法與神意判決，如火裁法、水裁法[31]。證據不足時就靠“決斗”，文弱的羅馬人常因打不過高大的法蘭克人而放棄起訴。這種不講道理講拳頭的蠻族習慣，日后竟被很多人尊為貴族騎士精神。

西羅馬中上層擁有精密的財政和市政官僚制度，最高峰時官吏達4萬人。法蘭克徹底拋棄了官僚制而實施了封建采邑制。領主在采邑內享有行政司法、軍事財政權力，生殺予奪集于一身，儼然獨立王國。孟德斯鳩說，國家被分割成眾多的釆邑，也就沒有執行公共法律的必要了，也就沒有向地方派遣專門官吏巡視與監督司法和政治事項的必要了[32]。

法蘭克在統一戰爭中兼并的其他蠻族王國，并不像羅馬那樣建設行省，收歸中央管理；而是封給貴族與教會，維持領主自治[33]。所謂國王，就是最大的地主。法蘭克幾代國王死后都將國土均分諸子。王權地方化，遍地是國王。日耳曼諸族之后，是斯拉夫諸族大規模侵入東歐，后者與前者的建國方式、制度選擇如出一轍。羅馬后的歐洲再未統一過。理解這段歷史，才會理解歐洲未來政治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