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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夜，重慶江上。

天空中沒有星星，但一艘艘燈火通明的萬噸級游船劃過，像江上焰火。跨江大橋上，輕軌列車時而曳出長長的銀鏈。兩岸遠近高樓閃爍著自己的圖案。據幾十年間來過重慶很多次的人說，這十年重慶的變化非常大。不變的也許只有身下的汩汩流水。

三十年前，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也是站在這里看著江水。他們不是為了賞景旅游，而是思考中國經濟的未來。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在“巴山”號輪船上召開。若干年后，他們中間許多人走上中國經濟管理的重要崗位。1986年的江景，在他們的回憶中是黑白而莊嚴的。“巴山輪會議”三十周年了，用學者張軍的話來說，這是一次不為公眾所知，卻對中國經濟影響深遠的會議。相比“莫干山會議”，知道它的人要少得多。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確立了經濟改革的方向，“巴山輪會議”則目標小一些，在當時僅僅是要學習如何認識和調控中國的宏觀經濟，會議成果在未來卻像看不見的手，發揮著持續深遠的作用。

巴山輪會議全體與會人員在甲板上合影

三十年后，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紀念“巴山輪會議”三十周年座談會暨2015年宏觀經濟國際研討會再次由重慶出發。

用財政部原部長項懷誠的話來說，三十年前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資源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總需求、總供給、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話語則十分陌生。那一年，在世界銀行林重庚先生的幫助下，相關機構突破常規界限，找到了包括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賓在內的一些著名國外經濟學家和中國學者一起來認識中國經濟。

在《巴山輪會議的啟蒙作用》一文里，項懷誠說那時自己不太能聽得懂國外學者在說什么。而在6月28日的紀念會上，他則說道，想必那時的外國經濟學家也未必聽懂中國學者在說什么。但是共識被確立了。紀念會中，數位親歷者都說到，那時，與會學者一項重要工作是確立中國宏觀經濟的起點是什么，未來向哪個方向去。他們幾乎都提到一個由科爾奈教授提出的概念：

這個概念事關改革的目標和過渡步驟。來自較早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科爾奈教授把協調機制分為兩種類型：行政協調和市場協調。每一種協調機制又可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具體形態。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協調（1A）、間接的行政協調（2A）、沒有控制的市場協調（1B）和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2B）。這么一個今天看來比較簡單的概念組合，對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有非常大的影響。在會議上，大多數學者都沿用了這個概念組合并且原則上同意2B應該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與會學者還一致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要達到這個目標，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中國的改革起點不是1A，而可能是半個1A。用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的話說，中國從1A向2B的過渡將是再一次的長征。

半個1A是什么，會場上趙人偉教授說的更清楚：中國當時的經濟管理模式連1A也不到，蘇聯模式是1A，但蘇聯的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而中國不可以，所以是半個A。

那次會議沒有形成任何決議，但是從那以后，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宏觀調控手段開始在中國運行。許多參會的中青年學者后來成了主要的財政官員。后人無法想象當時的經濟工作細節。項懷誠說，在行使財政擴張政策的時候，因為不方便使用“擴張財政政策”一詞，就使用了“積極財政政策”一詞。

今天會上，李克穆又說了個故事：當年他作為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的秘書參加“巴山輪會議”，這次和薛老的女兒薛小和一起來參加紀念會議。薛小和給了他一本書，就是當年社科院編的一本巴山輪的文集，非常珍貴。這本書如今保存的人也不多。薛小和告訴他，在“巴山輪會議”期間，研究馬老的閉幕詞的時候，曾經為一個詞進行了討論，這個詞翻譯過來是“宏觀管理”，當時我們國家的提法是“宏觀控制”，顯得太強，另一個譯法是“宏觀調節”，又太弱，后來他們商量，征求意見，決定把控制和調節合起來使用，就成了“宏觀調控”，一直用到今天。

三中全會三十周年，“莫干山會議”三十周年，“新時期文學”三十周年……很多個關于改革開放的三十周年紀念過去了，“巴山輪會議”三十周年紀念看似是最晚的一個，卻又可能是最實際的一個。三十年前的主題是怎么調控宏觀經濟，今天的主題則是怎么在新常態下調控中國宏觀經濟。

國合中心主任曹文煉詢問與會學者：這一輪的調通脹和過去有什么不同？

項懷誠說：今天的中國經濟和那個時候的中國經濟不可同日而語。現在經濟體量這么大，資源相對這么豐富，這就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中國領導經濟的各個部門和主要的領導方方面面，他們對經濟出現一些階段性的波折，經驗也有，教訓也多，應對的辦法也多。所以今天我們碰到這些問題，和那個時候相比較，應該說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孤立的來說，也可能經濟問題比那個時候還要困難一些，新問題更多一些，但是我相信，我們現在這個國家，我們現在的領導應對這些問題的時候，辦法也會比我們那個時候要多、要好、要有經驗。

看似國資的老問題，在今天因為“混合所有制”而被更新了。洪虎聲若洪鐘，大聲談政府不能忘記管理資產的職能，但是更不應該越阻代庖，對于政府出資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必須去行政化管理。政府行使的是監督的權利，不是物權的權利。

鄭新立認為，不能把經濟運行中長期的趨勢性的問題，把我們需要解決的矛盾也視為“新常態”。特別是不能把經濟下行視為“新常態”，不能把需求不足視為“新常態”，不能把通貨緊縮視為“新常態”，這正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今天的主要經濟矛盾和過去不同，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的問題、環境矛盾、外匯儲備矛盾都要有新辦法來解決。他特別談到城鄉經濟要素自由流動問題，主張推廣重慶的地票模式來使得農民能從土地分享巨大經濟收益。第二天在分論壇演講中他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并認為應當降低過高的投資率，提升居民消費率。

之后觀察者網詢問鄭新立副主任，重慶地票模式是一個創舉，但是有三農學者指出，近來地票交易和農民進城工作步伐放緩，地票收益依賴于商業用地投資，而投資下降必然導致地票收益下降，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鄭新立副主任未及具體解答，只是表示地票不可能完美。中美在投資消費比率方面則是兩個極端，都需要修正。

楊凱生同樣提到，當年是在經濟短缺的條件下思考問題，所以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才那樣受人關注。那時候只要在經濟上有所放開，只要激發人的利益積極性，只要投資就有收益。今天則要面對產能過剩的問題。不能放松結構調整，不應該因為出現經濟下行就把消化產能過剩的問題放到第二位。

宋曉梧談到當時巴山輪會議沒有談收入分配和勞動保障問題，今天則要更加重視這個問題。黨中央決定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落實到地方又會怎樣？地方政府積極參與GDP競爭，決定如何配置資源，如何招商引資，這要怎么轉變？宋副主任的發言不由令筆者想起史正富教授的三維市場經濟論，從積極的角度認識地方政府的作用。正確的答案也許就在宋曉梧和史正富之間的某個地方。

宋曉梧認為，想要像第一次“巴山輪會議”那樣對中國經濟產生三十年的影響，是不太可能了。在紀念的同時，學者們只能匆匆拋出問題，而一場會不能解決什么。趙人偉教授就說：“不能光是講再分配，我認為中國的情況，首先要注意出資分配的合理性，然后引入再分配然后調整。中國出資分配問題很大，但是今天我不在這兒講了。”

吳曉求教授則感慨，相比昨天，今天人們對家國的情懷和理想不如從前。也許在之后幾天的分論壇會議中，他們會說出沒有說出的話，找回失落的擔當感與情懷。

斗轉星移，物是人非。世界的變遷滲入個個角落，比如，當年開會不需要上網，而現在船上上網不是很方便，長江進入山區幾乎沒有網絡信號，連發稿子都成了問題。當然，新問題總會有新辦法來解決。

參加會議的不僅有老一輩的學者，也有何帆、金刻羽這樣不同年齡段的學者。何帆教授談到，中國人在經濟方面很多事情做的好，但是不會說。給全世界的感覺就好像一個中學生平時好像不上課也不做作業，但是一考試總拿第一。如何用現代經濟學語言講好中國的經濟故事，這是一個有趣的挑戰。而過去我們向西方發達國家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很有效，但是現在隨著全球經濟危機，各國遇到的問題差不多，比如醫療體系，西方國家也不比中國好到哪里去，這就要求我們自己尋找新的答案。金刻羽教授在第二天的發言中則表現出嚴密的邏輯性，我們之后會有詳細報道。

三十年前，深刻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會議，不是發生在浪奔浪流的沿海地區，卻發生在巴山巴水上。三十年過去了，中國經濟重心也在向西部轉移，“巴山輪”埋頭行駛三十年，終于又回到自己的起點重新出發。28日，主辦方的面包車在山路上來回接送中外學者。在這座地形超級復雜，天氣超級悶熱的城市，與會者也許既感受到道路的曲折，也能感受到順江而下的快哉。

（觀察者網余亮江上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