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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國而言，18世紀是否真是對中國人的“尊重的年代”其實并不很清楚。但當時經由貿易，從茶葉，到瓷器，包括把一箱箱茶葉倒入波士頓海灣，作為當時來自英國的開拓民對英國王室的反抗，引發美國獨立戰爭，必然多少會產生某種印象。不過，從18世紀到19世紀，強權之爭以歐洲各國在世界各地的紛爭為主，中國/中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基本作為遠遠的背景存在著。而且，即使當時有間接的“被好感”，也阻擋不了之后成為“弱肉強食”對象的命運。

19世紀中期，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美國緊隨英國和法國，跟中國簽定不平等條約（《望夏條約》1844）。對“中國人”的蔑視，基本也緊隨歐洲老牌殖民主義的邏輯。而且還與19世紀中葉去到美國的中國勞工，及其國家內部對華人產生的種族歧視，有關。1882年美國聯邦政府出臺的排華案，是此類“蔑視”的極致表現之一。

跟英法老牌殖民國家不同的是，19世紀下半葉，上升時期的美國，以一種新興帝國的姿態“發現”了亞洲，開始在那里跟老牌殖民國家一起爭奪、瓜分。作為八國聯軍的戰勝國之一，不但瓜分到大出其“損害”多得多的賠款，以及其它特權，而且還真正開始超越英法等國，把中國視為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改造的國家：基督教和潛在的市場，兩個基本點，但美其名曰是“民主”和“自由”。代表了美國向全球擴張的主要愿景之一，屬于一種超越領土擴張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同步的擴張愿景。

回到上面列出的艾薩克斯劃分的年代。它們走馬燈式的，對中國反反復復的紅臉變黑臉，均與此愿景相關。

1905年以后，進入中國的“基督教傳教輸出國”，以美國為主。《辛丑條約》讓傳教士們在中國享受特權。1911的庚子賠款留學項目，旨在培養親美精英。1927年以后，認準蔣介石，尤其在他成為基督徒以后，在美國媒體上廣泛正面宣傳，說這位委員長將是民主中國最理想的領導人。1937年后，盡管美國表面中立實則繼續向侵略中國的日本出售武器，以宗教組織為主體的各類社會組織，包括媒體，則積極把“中國人”宣傳為跟美國人差不多，重視家庭，重視土地，愛好民主，等等。所以這個可憐的“他者”，本質上是“自己人”，需要美國的幫助。1941年珍珠港事變以后，更是把“中國人”視為盟友，把帶有種族歧視的攻擊性宣傳，指向日本人。1945年以后，對蔣介石集團腐敗的報道，引發對中國人的“幻滅期”。1949年，“失去”了的中國，成為敵對者。

盡管作者沒有直接強調，但可以看出，在那些走馬燈式的“抓痕”里，真正的中國和中國人本身并不重要。中國國內究竟發生著什么，怎樣發生著，為什么發生，中國人自己的主體性，能動性，等等，美國的媒體、教會、學校，以及各類機構，基本不關心。民眾更無從了解。即，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印象，一般都跟中國自身的歷史和中國人自己的歷史命運和主體意愿無關。因此，有時看似正面的印象，只要美國自身的角度改變，立馬就會成為負面的。

比如小到“講禮貌”。正面看，中國文化講究禮貌，所以中國人都很有禮貌；讓別人先說話，不隨便插嘴，等等，都是有禮貌的表現。負面看，同樣的禮貌之舉，則被理解為難以琢磨，狡猾，不直言自己的想法，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看似文化層面的正負印象，實則都與美國自身利益和政治的“大愿景”直接相關。任何一次的正負“變臉”，基本萬變不離其宗。

因此，作者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跟中國的“敵對年代”開始，曾經針對日本人的種族性的歧視，便不假思索地轉移到“中國人”身上。

歷史，確實骨感。艾薩克斯所呈現的，透視出一段被人忽視，但至關結構性原因的歷史。

無論在方法和內容安排上，這都是一本比較特別的書，類歷史，類人類學，類國際研究，類口述訪談，類美國華裔研究，甚至類后殖民主義理論，但又不是簡單的“專業”、“理論”研究。

相比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這本1958年出版的書， 提早20年就強調，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對“他者”的印象問題，而是權力關系的問題。跟歷史有關，跟這一歷史中的霸權關系有關，跟內在其中的種族歧視有關。

哈羅德·艾薩克斯，圖片來源：goodreads.com

唯一不同的是，這位1950年代的作者，對當時世界范圍內的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及其對西方至上主義 (Western superiority) 的沖擊和改變，稍微樂觀了一點。

但同時，他通過書的最后一段，指出：

“在這一改變中，會仍然存有過去的印象和經驗。它們不會真正消失，而是在新的設計中被吸收被重新調整。其中很多會進入博物館，進入記憶，進入爭論歷史的著作里去，但更大一部分會在改變的過程中，起著負面興風作浪 (bedeviled) 的作用。所有的喧囂，無論新舊，都會繼續存在于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所有的形象 (images)，無論新舊，都會繼續在我們身邊閃爍，走馬燈似的，在我們的生活世界里和每個個體的腦海中，繼續存在。無論是中國人，印度人，還是美國人，關鍵的問題在于是否試圖了解這些（歷史）過程的性質，學會分清各種聲音，辨析各種印象，進而弄明白這些聲音和印象對他個人以及其他人的影響是什么。如果真能如此，至少對產生新的關系，新的認識，以及不那么負面的形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這本書，就是一次這樣的努力，意在歷史地分析那些深藏在美國人腦溝里的印痕。如果這樣的分析，能夠幫助讀者，讓他們意識到那些呈現在眼前的印象是什么，就很好。如果讀者能夠進一步去探問這些印象的來同去脈，就更好”。

60多年后的今天，最后那兩句話所希望的，仍然基本還是希望。

作者梳理到20世紀中期為止的現實，也不幸仍然是21世紀即將開始的第三個10年的現實：

沒有對歷史的了解和反思，包括對自己腦子里各種“印象”及其來源的反思，美國人腦子里對中國人的印象，時好時壞，不但萬變不離其宗，而且會因其自身的內在邏輯，繼續延續，甚至還會變本加厲。各種歧視各種偏見各種攻擊，盡管以不同的道德名義出現，仍然與艾薩克斯所說的“西方至上主義”邏輯有關，仍然跟“中國人”本身無關，仍然只跟攻擊者的自身利益及其政治愿景有關，跟看似損人不利己，實則損人就是利己的帝國主義邏輯有關。

當然，作者的善良愿望，也許跟“后殖民理論”具有相同的局限性。因為問題的關鍵，在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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