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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璐璐、章永樂】

引言

1898年8月，康有為向光緒皇帝進呈《波蘭分滅記》。該序言指出，當年瓜分波蘭的主力沙皇俄國，已經在中國東北取得了鐵路特權與旅順、大連兩港，中國若受制于貴族大臣，無法及時推行變法，或將重蹈波蘭被列強瓜分的覆轍。[1] 康有為對波蘭案例的認識，最早或許來自于其學生梁啟超所主持的《時務報》在1896-1897年對波蘭的介紹。[2] 波蘭案例如此令人震撼，以至于到20世紀初，波蘭滅國的悲慘形象已越出了士大夫的圈子，出現在民間通俗文化作品中。1904年日俄戰爭在中國土地上蔓延時，上海梨園已在上演新派京劇《瓜種蘭因》——一出關于波蘭的失敗與分裂的劇目。[3]

一百多年之后，當我們再次比較波蘭與中國的近代境遇，或許可以看到一個相似的現象：當歐洲列強加強相互之間的協調時，無論是波蘭還是中國，都陷入了悲慘的境地；一戰之中“大國協調”（concert of powers）的破裂，反而給波蘭與中國帶來一線生機——波蘭在一戰之后復國，而中國也在一戰之后走上動員基層民眾的反帝革命道路，扭轉自身不斷下墜的命運。然而，在1950年初版的《大地的法》中[見文末說明]，德國公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對于一個半世紀國際秩序演變的觀察，卻呈現相反的色調。在施米特看來，從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曾經擁有有效的國際秩序，以“不歧視敵人”和“限制戰爭”為特征的歐洲近代國際公法，在此期間達到了高峰；但在一戰結束之后，歐洲未能重建行之有效的國際秩序，“歐洲公法”的時代也一去不復返。施米特懷念“歐洲公法”的黃金時代，并以這一黃金時代作為參照，展開對一戰之后的國際秩序的批判。

然而“歐洲公法”的黃金時代究竟有多美好呢？要理解施米特筆下的“歐洲公法”，我們有必要從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的這段論述入手：

“……新國際法的出現要歸功于一個新的具體空間秩序的形成，歐洲大陸的區域國家與不列顛海洋帝國達成了合作與均衡，據此形成了一個宏大的自由空間。歐洲大陸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封閉的領土型國家（Fl?chenstaaten），它們們擁有單一的中央政府和管理結構，以及固定的領土邊界，與之相適應，誕生了新的萬民法（jus gentium）。根據領土型國家的空間秩序，歐洲土地具有了一種特別的國際法地位，這不僅限于歐洲大陸內部，而且針對自由海洋空間，以及所有的非歐洲土地。[4]”

從16世紀到19世紀末的“歐洲公法”脫胎于中世紀的封建秩序，終結于20世紀上半葉歐洲空間秩序的崩潰。不同于中世紀“萬民法”，近代“歐洲公法”既不是封建法，也不是天主教會的法，而是以國家（state, Staat）作為基本單位的法。不同于一戰之后出現的新國際法，經典的“歐洲公法”并未將戰爭中的敵人視為道德上低下的罪犯，也沒有把侵略犯罪化，而是在歐洲內部致力于限制戰爭，而非消滅戰爭。在施米特看來，歐洲內部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是文明內部的有限戰爭，不是毀滅性戰爭；但在海洋上劃分的“友好界線”（Freundschaftslinien）之外，歐洲列強有可能進行更為激烈的戰爭——這種“友好界線”因而區分出了內與外、文明世界與非文明世界。

盡管施米特并未明言，其“文野之辨”有著如下的意涵：歐洲內部的有限戰爭與在殖民地之外的超限戰爭，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歐洲列強將巨大的能量投入到對海外殖民地的占取，這使得他們有可能在歐洲內部維系一種相對較為和平的秩序。對歐洲列強而言，將內部沖突保持在低烈度狀態的關鍵就在于，他們需要對這種空間上的“文野之辨”保持最基本的共識，從而將極端的暴力釋放到外部，而非歐洲內部。

然而，施米特筆下這個“歐洲/海外”的二元結構，或許只是對歷史發展結果的高度簡化。一旦引入時間因素，探討這種二元結構究竟經歷了什么樣的歷史過程才得以完成，就能看到更多的歷史復雜性。如施米特所言：“歐洲公法”的基本單位是近代的領土型國家，但歐洲各個政治單位成為領土型國家的時間不一。如果說西歐國家是在建構海外殖民帝國的過程中推進了本土的領土型國家建設——君主通過在海外汲取資源，拉大其與本國貴族的實力差距，從而將后者納入絕對主義國家機器——遠在歐洲中東部的列強在最初的兩個世紀內沒有轉向海洋的物質條件，其君主在推進領土型國家建設的過程中，依靠的是從歐洲內部汲取資源。某些實力較弱的政治單位，在此過程中便成為另外一些歐洲政治單位的犧牲品，波蘭則是這些內部犧牲品中最為突出的一個。1772年、1793年與1795年，波蘭三度被歐洲列強瓜分；1815年，拿破侖在波蘭建立的華沙公國又一次被歐洲列強瓜分，在其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俄國沙皇控制之下的會議波蘭王國（Congress Kingdom of Poland）。

《大地的法》并未將波蘭滅國視為一個悲劇，而是將其作為“有限戰爭”時代的一個尋常的事件加以敘述。不僅如此，從《大地的法》對波蘭的唯一一段直接論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更為黑暗的筆調：

“……歐洲的國家體系，即歐洲土地上的領土權力空間秩序，因此而建立起確定化的結構。這并非是主權者之間出于自愿的不穩定的聯合，而是一種普遍性的空間均衡體系，由此才能建立起歐洲戰爭約束機制，并成為國際法秩序的根本支撐。這套體系的基礎在于具有特定國家秩序的封閉領土。波蘭王國沒有超越封建階段，尚未建成現代歐洲國家的組織結構。波蘭不是國家，而且直到18世紀的最后三十多年，仍然被幾個國家分割占領。它沒有力量發動自衛式的國家戰爭反抗來自鄰國（1772，1793，1795）的分割和占領（Landnehmen）。但是縱觀整個19世紀，波蘭問題對歐洲國際法的國家間空間秩序形成了持續性的挑戰，也使得民族（Volk/Nation）與國家（Staat）的區分問題成為國際法上歷久常新的問題?！盵5]

在施米特看來，波蘭不是一個國家，因此俄、普、奧三強對波蘭的瓜分，也說不上是對一個國家的瓜分。如此，所謂“波蘭問題”，似乎在概念上被消解于無形。但施米特又提到，“…… 縱觀整個19世紀，波蘭問題對歐洲國際法的國家間空間秩序形成了持續性的挑戰”。 [6] 這里的上下文并沒有順暢的過渡，會讓許多讀者產生一種跳躍感。同時，關心波蘭命運的讀者也會好奇，在施米特的思想框架中，20世紀的波蘭又會占據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本文嘗試通過在波蘭歷史經驗與施米特論述之間的對勘，來準確定位波蘭在施米特的國際體系/國際法理論中的位置。但這一定位的努力，并不僅僅是一個歐洲史的演練。鑒于波蘭與中國之間的比較在20世紀初是如此深入人心，在波蘭歷史經驗與施米特論述之間的對勘，最終有助于我們從中國經驗出發，反思性地閱讀施米特的論述，揭示其思想的穿透力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