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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Der Nomos der Erde，目前劉毅、張陳果的中譯本將其翻譯為“大地的法”。劉禾主張翻譯為“全球規治”，認為“die

Erde”所指的是“地球”，而并非與“海洋”相對的“陸地”或“大地”，因為施米特在書中也花費大量篇幅探討了對于海洋空間的爭奪。施米特同時強調希臘語中的名詞“ν?μο?(nomos)

”源于動詞“ν?μειν (nemein)

”，后者兼有“劃分”和“放牧”的意思。基于這一詞源，“nomos”既是人們依照某種秩序用來劃分和安置土地的丈量手段，也是由此而確立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和宗教秩序的形式。因此，劉禾主張以“規治”而非“法”來翻譯“nomos”，以凸顯出施米特希望強調的丈量和統治之間的內在聯系。參見劉禾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53-55頁。劉小楓認為，施米特在該書前言中引用了歌德的詩句“所有無關緊要的事物終將消散，只有海洋（Meer）和大地（Erde）巍然不動”，認為“Erde”不應翻譯成“地球”，并主張“Erde”一詞甚至不妨讀作“天下”。劉小楓：《歐洲文明的‘自由空間’與現代中國》，載張廣生主編：《中國政治學》2018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頁。兩種譯法各有不足。施米特在其著作標題中使用“ν?μο?

(nomos) ” 這一詞語，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其多義性，

“規治”恰當地強調了“nomos”與其動詞形態“nemein”的關聯，但這一譯名放在施米特批判實證主義的情境之中，對“nomos”作為“高級法”的意涵強調稍弱。另一方面，該書確實不僅僅涉及陸地空間的劃分，同時也花費大量篇幅討論對海洋空間的爭奪，而施米特的《陸地與海洋》是以“Land”而非“Erde”一詞作為“Meer”（海洋）的對立面。為讀者查找方便，本文正文中仍沿用劉毅、張陳果譯本所用的“大地的法”的譯名。

[1] 康有為：《波蘭分滅記》，載姜義華、張華榮編：《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97頁。

[2] 梁啟超，《波蘭滅亡記》，載《時務報》1896年第3期；《東文報譯:過波蘭記》，[日]古城貞吉譯，載《時務報》1896年第15期。次年，《時務報》又發表了一篇與波蘭有關的譯文: 《英文報譯:波蘭向俄》，孫超、王史同譯，載《時務報》1897年第44期。                  

[3] [美]瑞貝卡·卡爾：《世界大舞臺》，高瑾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5-36頁。

[4] [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劉毅、張陳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頁。該譯本將Fl?chenstaaten翻譯為“區域國家”，有較大歧義，以上引文中作了糾正。

[5] [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44頁。

[6] 同上。

[7] [德]卡爾·施米特：《國際聯盟的第七次變化》，載《論斷與概念》，朱雁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頁。

[8] [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14-215頁。

[9] “就其政治存在的整體和一切細節來看，民主制預設了擁有政治存在意志的同類的人民。在此一先決條件下，盧梭完全有理由說，人民所意欲的事情總是善的。這個說法的正確性并非緣于某個規范，而是緣于人民的同質性存在。”[德]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頁。

[10] [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44頁。

[11] 劉祖熙：《波蘭通史》，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30頁。

[12]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59-260.

[13] 巴爾聯盟中的一位成員米哈爾·葉霍斯基（Micha? Wielhorski）委托盧梭為波蘭憲法改革提意見，于是盧梭起草了其著名的《波蘭政府論》，主張波蘭應與奧斯曼土耳其結盟，由后者牽制俄國，波蘭趁機加快推進改革，取消貴族的自由否決權，將原有的自由選王制改為以抽簽的方式從高級貴族中產生3名候選人，再通過票選產生國王。盧梭：《 波蘭政府論》，田飛龍主編：《盧梭立憲學文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頁、第177-186頁、第188頁。

[14] Piotr S. Wandycz ,The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1795-1918,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5，p.8  

[15] 普魯士在三次瓜分中共計獲得波蘭20%領土和23%人口，奧地利獲得18%領土和32%人口，俄國獲得了62%領土和45%人口。Ibid., p.11.

[16] Edmund Burke, “Letter to A. H. von Borcke, 17 January 1774,” 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Vol.I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514.

[17] [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44頁。

[18] [德]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第51-54頁。

[19] [德]諾貝托·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王佩莉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

[20] [德]卡爾·施米特：《國際聯盟的第七次變化》，第214頁。

[21] [德]卡爾·施米特：《國際法中的帝國概念》，載《論斷與概念》，第321頁。

[22] [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44頁。

[23] [德]卡爾·施米特：《國際法中的帝國概念》，第321頁。

[24] [德]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甘陽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84-86頁。

[25] [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44頁。

[26] Serhiy Bilenky,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03-181.

[27] 劉祖熙：《馬克思恩格斯和波蘭民族解放運動”》，載《北京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

[28] Count Valerian Krasiński, The Polish Question and Panslavism, Chapman and Hall, 1855, pp. 4-6.

[29] Count Valerian Krasiński, The Polish Question and Panslavism, p.132.

[30] Ibid., p.130.

[31] 此以1791年憲法為成果的政治改革，該憲法廢除貴族的自由否決權；將波蘭的自由選王制改為君主世襲制。

[32] Count Valerian Krasiński, The Polish Question and Panslavism,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55，pp. 146-147.

[33] Ibid., p. 154.

[34] 在此指波蘭人曾擋住了奧斯曼土耳其進攻的腳步。

[35] 羅伯特·弗格森是來自蘇格蘭杜弗里斯郡弗格森家族的的第十七代領主，律師和政客，1826年成為國會議員，1834年被任命為樞密院議員，1835-1838年出任軍事法庭總長（Judge Advocate General）。

[36] Robert Cutlar Fergusson, Speech on the State of Poland,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 of "The Mirror of Parliament,"  1832 , p. 6.

[37] Ibid. , p.3.

[38] [德]卡爾·馬克思：《帕麥斯頓勛爵》，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58-359頁。

[39] 施米特在Der Nomos der Erde中強調希臘語中的名詞“ν?μο? (nomos)”源于動詞ν?μειν (nemein)，后者兼有“劃分”和“放牧”的意思。[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37頁。基于此，這里的Nomos應當被理解為基于對全球政治空間的測量和劃分而形成的政治秩序。

[40] [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46頁。

[41] 劉祖熙：《波蘭通史》，第348頁。

[42]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1918年1 月5 日宣稱：“一個由純血統的波蘭人組成的獨立的波蘭，對于東歐的穩定是迫切需要的。”1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十四點和平綱領，其第十三點稱：“應該建立獨立的波蘭。它應該包括無可爭議地是由波蘭人居住的地區和自由而安全的出海口。它的政治和經濟獨立以及領土完整應由國際條約來保證。” 6月3日，英、法、意三國總理在凡爾賽開會形成關于波蘭問題的決議，稱：“建立擁有自由出海口的統一和獨立的波蘭是持久和正義的和平和歐洲法律程序的一個條件。”劉祖熙：《波蘭通史》，第349頁。

[43] 劉祖熙：《波蘭通史》，第415頁。

[44] R.F. leslie edi., The History of Poland since 18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04.

[45] 當然，也有辯護認為波蘭對德國一直是警惕的，其乘火打劫之舉，是為了打破德國在南北兩翼的包圍。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19。  

[46] [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22頁。

[47] [德]卡爾·施米特：《國際聯盟與歐洲》，載《論斷與概念》，第88頁。

[48] [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26-227頁。

[49] [德]卡爾·施米特：《國際聯盟的第七次變化》，第214頁。

[50] [德]卡爾·施米特：《以大空間對抗普世主義》，載《論斷與概念》，第313頁。

[51] [德]卡爾·施米特：《國際法中的帝國概念》，第314頁。

[52] 同上書，第315頁。

[53] “Germany Outraged by Italian Newspaper's 'Fourth Reich' Headline,”  The Guardian ,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greenslade/2012/aug/07/angela-merkel-silvio-berlusconi, last accessed on 28 March 2019.

[54][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22頁。

[55] 參見章永樂：《“大國協調”與“大妥協”：條約網絡、銀行團與辛亥革命的路徑》，載《學術月刊》2018年第10期。

[56] 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五書》中即痛陳，中國在國際體系中原本被列強視為“半化之國”的地位，現在有墜落到“非洲黑奴”地位的危險。康有為：《 上清帝第五書》，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1899年梁啟超在《文野三界之別》一文中談到：“泰西學者，分世界人類為三級：一曰蠻野之人，二曰半開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義，則謂之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階級，順序而升，此進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認也。”梁啟超：《文野三界之別》，載《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8-9頁。

[57] 例如，歐洲戰爭的膠著狀態加強了日本在東亞的國際地位，日本不允許中國通過參與一戰獲得與日本平起平坐的地位，強烈反對中國參戰。到了1917年，日本通過“西原借款”，確保段祺瑞政府不會減損自己的在華利益，中國才得以對德、奧兩國宣戰。參見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

[58] 參見章永樂：《威爾遜主義的退潮與門羅主義的再解釋》，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3期。

[59] [德]卡爾·施米特：《游擊隊理論》，載《施米特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332頁。當然，施米特只是放寬了他贊同的“有限戰爭”的尺度，但并沒有放棄對“有限戰爭”的執著，他將中國保家衛國的游擊戰視為一種具有內在限制的戰爭，而將列寧-格瓦拉的全球游擊戰視為中國實踐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