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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去年2月，大陸疫情嚴重時，我曾發過一篇文章《病毒不論政治身分 也不分文化水平》，理固如此；但對新冠疫情的處理方式，卻與該地的政治文化以及相應的社會人心息息相關，今年5月以來的臺灣就是個證明。

臺灣防疫為何失守

6月初，英國《金融時報》刊出《Taiwan needs to switch gears to fight first major Covid outbreak》（臺灣需要改變策略來對抗第一次大規模病毒爆發）的報導文章，文中指出臺灣防疫失守的主因有二：欠缺大規模的篩檢機制；無人違逆和質疑臺灣當局的官僚文化。這兩個主因，其實是臺灣的政治文化使然。

但說完全無人違逆和質疑臺灣的官僚化防疫，也不盡然。自武漢傳出疫情后，臺灣一年多來不斷有人質疑或指責當局的防疫政策，賴清德甚至主張過兩岸合作防疫，《中天新聞》還在去年12月被關臺。

只不過，這類不同的聲音和建言，很容易被以“敵對化”的方式冷藏，乃至凍結。而相應的社會人心，則如置身事外一般地冷凍起來，展現驚人的逆來順受，直到現在身陷死傷環境的恐懼和悲傷。

就在《金融時報》刊文的同一天，臺灣護理師工會理事長以直播方式痛斥當局：每天謊稱醫療量能足夠無虞，輸出防疫資源去“援外”，卻罔顧島內醫療護理條件極度匱乏。次日，國民黨書記長也怒斥防疫指揮官陳時中：是臺灣防疫最大的絆腳石，處處阻擋所有的防疫作為，必須下臺。

臺灣網絡政論節目《政經關不了》制圖批評陳時中

臺灣這種聲音，自有超前布署的“防疫國家隊”來“校正回歸”。只不過，那讓人想起了臺灣一年前是如何形容大陸的：“悲傷若是一時的集體發泄，他的死，輕如鴻毛。悲憤若是深沉的社會醒覺，轉化成巨大的改變的力量，他的死，重如泰山。他一定會希望，他的孩子，會在一個開放的、誠實的、新鮮的空氣里長大。”

覺醒的力量與防疫的空氣

那么，現在劍指臺灣當局的洶洶輿論，是集體發泄？還是社會覺醒？近三百條人命染疫死亡，是鴻毛？還是泰山？就決定于有沒有因此產生巨大的改變力量，來讓臺灣的孩子在一個開放的、誠實的、新鮮的空氣里長大。

目前看來，這種改變的力量不是沒有，而是不足；不足到臺灣當局視其為民主自由的點綴，而懶于收拾。

比如，搞個一分鐘的“熄燈革命”，或者“快閃喇叭”，或者“電話騷擾”，以示不滿。就這種無奈的鬧騰，當然換不來開放的、誠實的、新鮮的空氣。相反地，一種閉鎖的、不實的、陳舊的空氣，卻是新冠疫情最好的媒介。

一年多來，大陸如何打贏抗疫戰爭，如何最早恢復生產而成為全球唯一經濟正成長和最主要的商品供應大國，其每日疫苗的接種數占了全球的一半，并已通過COVAX援助國際3.5億劑的疫苗……在現代的交通與通信條件下，這種信息卻不能如實讓臺灣人感知，豈不是那種令人長不大的空氣所致？

一以貫之的“反共”高地

70多年來，生長于島上的每一代臺灣人，自小就被灌輸“仇共、恐共、恨共”的意識形態。

這種本質上的“反共”人格，是從一場被稱為“白色恐怖”的全島性大撲殺、大關押開始，所碾壓出來的人格構造。那時的“反共”特務與宣傳機器，就如同新冠病毒，隨時隨地可以讓人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為了活命，絕大多數臺灣人的“疫苗”就是“反共”人設，千萬名臺灣孩子就成長于這種人設環境，包括龍應臺、莊祖宜，包括趙少康、陳文茜，包括王曉波、陳映真，也包括林毅夫和盧麗安。無論他們是否還有鐘理和那樣的原鄉意識，更無論他們日后是否自主解放那種人設。

與長達近40年“反共”戒嚴令同步而來的，是美援和日貸，以及美日臺跨洋代工和貿易。這40年間不存在中國大陸的美日臺生產關系，以及建筑其上的世界觀、歷史觀和價值觀，就是現代老中青臺灣人被形塑的冷戰意識形態，表現為陳映真所說的拜美親日“仇共反中”的特性。

前述《金融時報》刊文指陳臺灣無人敢于違逆當局的官僚文化，便是因為不分藍綠的“反共”威權官僚，早已占領臺灣人的精神高地。

“民選獨裁”的歷史基因

解嚴30多年來，國際上的冷戰組合或許有所區別，但冷戰的型態未變。甚至，資本主義先進國為了保障和延續冷戰時期的利益，而設法升級全球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包括各類顏色革命。臺灣也自難例外。

在美日臺生產關系逐漸被臺海兩岸經貿關系取代的同時，由于客觀上的政治僵局遲未解決，臺灣的“反共島國意識形態”是繼承并固化，而不是揚棄和解放。

所謂民主選舉的政黨輪替時代，每一屆臺灣當局都學習兩蔣以“反共”威權禁錮人心，再以禁錮的人心鞏固“反共”威權下的民主選舉。國民黨在這種民主選舉里常居下風，便是因為被對手帶向“國共合作”和“賣臺共識”的政治禁區。

也就是說，一方面反對或放棄黨國威權，一方面又繼承其“反共”威權，而將政治對手或異議者“中共同路人化”、“第五縱隊化”，并對臺進行“同島一命”的精神綁架。當年希特勒由“反共”而贏得選舉，從而保證其獨裁統治，便大類日前《亞洲周刊》指陳臺灣“民選獨裁”現象的路徑。

在這種政治劫持下，臺灣成為物質上倚賴中國大陸、精神上卻更加拜美親日的自我分裂的大陸邊緣島嶼。

物質與精神分裂、乃至反向成長的臺灣，在精神上較黨國威權時代更趨向極端化。其“仇共反中”的空氣，毫不遜于黨國威權時代，且臺灣人更加集體否定或自殘內在的中國元素和原鄉意識，以求在當前的空氣中安身。

另一方面，從美日西方移植的世界觀、歷史觀和價值觀，又是夾帶種族主義的文明等級論。這就改造著臺灣人，不但否定內在的精神的中國，而且否定、歧視、攻擊外在的物質的中國。

如此一來，臺灣的政治人格就不需要任何實證的或物質的經驗，因為他們對中共、對中國的認知是先驗的、唯心的、精神勝利的。

要知道在物質上逐漸倚賴中國大陸，往往不得不在精神上更加自戀和“仇中”來表現政治存在的心靈。西方世界如此，遑論被西方種族主義文明等級論和“反共”威權官僚獨占精神高地的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