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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與制度

《代議然否論》的另一個論述重點，就是分析當時中國是否有選舉議員的條件，以及預測若徑直舉行選舉，將會造成怎樣的后果。在極力表彰代議制的密爾那里，“代議制政體就是這樣一種手段，它使社會中現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誠實，以及社會中最有智慧的成員的個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對政府施加影響，并賦予他們以在政府中較之在任何其他組織形式下一般具有的更大的影響”。但章太炎指出：中國土地廣袤，人口眾多，如果舉行選舉，假設國會有700個議員的名額，那么置諸當時中國的人口總數，將會是六十萬人中選一人，在這樣的比例之下，“數愈疏闊，則眾所周知者，愈在土豪”。原因很簡單，假設讓“賢良”與“土豪”競爭，前者必不及后者富于資財，“土豪”可借財力產生巨大的影響力，讓民眾將選票投給自己。如此一來，“選舉法行，則上品無寒門，而下品無膏粱。名曰國會，實為奸府，徒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膢臘齊民甚無謂也”。資本與權力的結合，將對民眾造成更大的剝削，并在具備公開選舉過程這一表面上程序正義的幌子之下，進一步剝奪了民眾表達自己政治經濟訴求的條件，這也和中國政治傳統中對豪強兼并的譴責，對均富平等的向往嚴重背道而馳。

此外，章太炎認為，如果用是否識字作為選舉標準，當時中國的識字率并不高，那么大多數不通書面表達方式的民眾將無緣選舉，成為“無聲的大眾”。因此，章氏推測：“滿洲政府歆羨金錢，其計必以納稅為權度。”這一判斷，其實與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若合符契。近代民主的出現，始于君主向貴族與新興的資產者尋求金錢，于是后者向前者提出一系列條件，保障自己的權利。在這些討價還價里，個人和集體對國家的要求，個人和集體對國家的權利，以及國家對其公民的義務皆一一確立。只是在近代中國，欲行此政，必須對中國地域廣袤且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對此章太炎指出，中國“地有肥磽，獲有多寡，不容以法令一切等畫之耳”。具體言之，江浙一代農商發達，此外愈往西部，則經濟水平愈落后，因此富裕之地納稅繁多，其他地區則依經濟水平之貧瘠而遞減。如果統一制定達到選舉標準的納稅數目，那么將導致“選權湊集于江浙，而西北諸省或空國而無選權也”。如果抬高納稅數目的話，更會造成全國范圍內只有有限的人數可以參加選舉，那么民權云云，形同口號，甚至出現“代議本以伸民權也，而民權顧因之日蹙”之景象。章氏分析，當時娼妓伶優財產較為立憲政治鼓吹奔走的士人多，若制定高額的納稅標準，那么很可能后者無緣議會，前者卻可在政治上粉墨登場。如此一來，政治將淪為借酒食嬉戲引人矚目的鬧劇。凡此種種，顯示出代議制度并不適合中國社會。他質問主張代議制者：“震旦尚不欲有一政皇，況欲有數十百議皇耶？”

議會辯論

章太炎之所以反復提及中國國情的復雜，與他對知識的理解息息相關。他自言：

吾嘗以為洞通歐語，不如求禹域之殊言；經行大地，不如省九州之風土；搜求外史，不如考遷、固之遺文。求之學術，所涉既廣，必摦落無所就，孰若迫在區中，為能得其纖悉。

可見，在章太炎看來，作為中國人，首要的任務是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狀，這是最為重要的知識基礎，也是一切政治行為的主要根據，后來他在教育領域也大力提倡“本國人有本國的常識”。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章太炎不像許多革命黨人那樣對未來信心滿滿，而是強調應“先綜核后統一”：“誠欲統一者，不在懸擬一法，而在周知民俗，輔其自然”，否則“不先檢方域之殊，習貫之異，而豫擬一法以為型模，浮文獷令，于以傳電有余，強而遵之，則齷齪不適；不幸不遵，則號令不行”。設立制度與執行政策，都要建立在對中國作為一個廣土眾民、各地差異極大這一現實國情有充分體認的基礎上，即“欲更新者，必察其故；欲統一者，必知其殊”。如果是靠一二“游學他國，講肄科條，而于家邦庶政，什不能曉其二三”之人來主持政局，因襲一二外人之政來施于禹域，那么就是武斷為政，是“新頑固黨”。民初政局后來一系列鬧劇式的行為，可以說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章太炎此處的警告。這篇文章雖然寫于民國初建，但他的思想見解，卻是和《代議然否論》里提及的相關思想一脈相承，從中亦可理解章太炎為何反對在中國實行代議制度。

在西方啟蒙運動時代，時人對于政治的理解，不是根據歷史與現狀的考察，而是視解決政治問題如同探索自然科學，后者的原理可以直接施之于前者，在理性原則的指導下，各種歷史與現實的差異可以泯除，整個人類生活將呈現一種普遍性，人類問題將一勞永逸地予以解決。這一觀點在19世紀歐洲受到歷史主義的嚴重質疑。不過在晚清時期，許多主動接受新知的士人卻依然深受影響。梁啟超回憶自己在戊戌變法前后與夏曾佑等人聚談西學的情形，他們覺得“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是不懂外國話，不能讀外國書，只好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再加上些我們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所標榜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章太炎晚年在《自訂年譜》中亦言：

時新學初興，為政論者輒以算術物理與政事并為一談。余每立異，謂技與政非一術，卓如輩本未涉此，而好援其術語以附政論，余以為科舉新樣耳。

在這樣的知識風氣下，加上救亡圖存的強烈危機感，提倡改革的士人，很難考慮到中國現實的復雜性，更忽視了西洋新說是否真的適合中國的發展。即便認識到一二，也多強調用更大改革的決心與力度便可將其克服。極力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就宣稱：

今吾國為世界大勢潮流所迫，一切政俗不容不變，所有舊習慣，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不急起而改造之，以圖一勞永逸之偷樂焉，而乃茍且偷閑，暫圖目前之安睡不擾，以此為有秩序，殊不知真秩序不可得，舊習慣又勢難保全，長此擾擾，不動不靜，反真可謂不秩序矣。故吾一言以決之，茍非有文明國家責任政府之后，所謂秩序，必非真秩序也。

可見，在楊度眼里，當時的中國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章太炎亦然，詳下文)。他心目中的“世界潮流”、“文明國家”，具體的現實形象就是當時國力強盛的歐美與日本。在此思慮之下，中國具體的國情、中國地域之間的差異，甚至中國社會自身運轉的邏輯，不是被忽略不計，就是被看成有礙政治改革的“舊習慣”。

近代西方代議制度出現之初，主要的意義在于分攤賦稅以及為地區爭取利益，隨著時間的推演，關于這一制度的爭議也隨之出現，如議員應完全關照地方利益，還是從國家整體出發決定政策，這在代議制發展史上長期爭論不休。此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代議制下的議員，往往代表著某一資本勢力的利益，許多看似充滿神圣性的口號與政綱，不過是特殊利益集團意志的表現，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對這一現象有極為辟透的分析。施密特則指出：代議制喪失其內在本質，政黨淪為“社會的或者經濟的權力集團相互對立著，思考著雙方的利益和權力潛能，并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達成妥協和聯合。一個最大效果在于呼吁人們關注眼前利益和激起熱情的宣傳機器爭取著大眾”。不過，由于前文所分析的時代政治心態，晚清趨新之士多視代議制度為振衰起微的良方，而或多或少地忽視了后者在運作過程中對利益、權力、輿論、資本等因素的吸納與操縱。在彼輩眼里：

代議政體興，鑒于專制政體之害，務反其道而行之，必欲使其國民者，有直接間接參與政事之權，而惟恐一國之政治，為自私自利者之所把持，故特設一機關以廣求輿論，則所謂議院者是也。既有議院，則國民之有政法思想者，如勇夫臨戰場，自喜有用武之余地。則安得不各整旗鼓，以思競其技也。

作者似未想到，代議制同樣會給“自私自利”之徒假公濟私的機會，而能夠在議會里“有用武之余地”者，更絕非具備“政法思想”即可，而是很可能被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所占據。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反觀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里，他著重分析在不同的選舉標準之下，不同階層被選舉為議員的幾率。在他看來，靠上級政令強行整齊劃一的選舉，“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橫流，朝有黨援，吏依門戶，士習囂競，民苦騷勞”，選出來的人很可能是豪強富戶，他更觀察到：“夫賊民者，非專官吏，鄉土秀髦，權力絕尤，則害于民滋甚。”彼輩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訴求，這將會更不利于庇護細民。在這里，他已經認識到選舉背后階級、權力與利益的因素可能會導致代議制度徒有其名，特別是對廣土眾民、經濟發展形態差異極大的中國而言，以上因素將會體現得更加明顯，這無疑是對現代政治極為深刻的洞察。猶有進者，章太炎在當時已經注意到中國被卷入了全球資本主義市場，“自功利說行，人思立憲”，時人提倡代議制之風盛行，與這一時代背景緊密相連。中國資本市場形成過程中出現的現象，即“皙人又往往東走，礦冶阡陌之利，日被鈔略，邦交之法，空言無施，政府且為其胥附，民遂束手無奈之何”，進而促使“富者愈與皙人相結”，在國內外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之下，將導致“齊民乃愈以失所”，而在這一過程里，代議制只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