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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制度的標準

在為鄒容的《革命軍》作序時，章太炎認為鄒容之所以使用“革命”而非“光復”，是因為中國“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這雖是對《革命軍》主旨的歸納，但其實也是章太炎自己的政治主張。自從立志推翻清王朝起，章氏就主張未來中國應施行民主政治。在他看來，“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后，必為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民主在中國的實踐，實屬勢所必至。同時他對集大權于一身的君主并無好感，認為“人君者，剽劫之類，奄尹之倫”。所以，未來的政治領導者周圍必須要有權力監督機制，以防止其肆虐民眾。

在《代議然否論》里，章太炎設計了一套頗為復雜的制度體系。他強調：“代議不可行，而國是必素定，陳之版法，使后昆無得革更。”具體言之，他主張總統只負責行政與國防，外交上作為國家禮儀的象征，此外不再具有其他權力。另外，司法獨立，其主要負責人地位與總統匹敵，但凡政治上與社會上的案件，皆由司法部門負責，不受其他權力機構干涉，即使總統觸犯法律，也可依法將其逮捕。立法不由總統干涉，同時杜絕豪民富戶參與，由“明習法律者與通達歷史周知民間利病之士，參伍定之”。除了小學與軍事學校，其他教育機構皆獨立，其負責人與總統地位相當，以防行政權力干預教育，因為“學在有司者，無不蒸腐殠敗，而矯健者常在民間”。在任免問題上，章太炎堅持總統任命，“以停年格遷舉之”，按照其任官時間與功績來按部就班地升遷。其他政府官員的正常任命不容總統置喙，除非前者有犯法與過失的行為。若總統或其他官員有瀆職或受賄等罪行，人人得以上訴于“法吏”，由后者傳喚嫌疑人，審理其案情，在量刑標準上，輕謀反罪，以免民眾被肉食者威脅，但叛國罪則重判，特別是割地賣國行為一律處以死刑，以示國家主權不容破壞。在政策執行上，凡必須由總統簽署之政令，一定要與國務官聯署，保證有過失總統與其他官員共同承擔，杜絕諉過于下。每年將政府收支情況公布于民，以止奸欺。因特殊原因需要加稅時，讓地方官員詢于民眾，可則行，否則止，若正反意見相差不大，則根據具體情況處理之。在正常情形下，民眾不須推舉議員，只有面臨外交宣戰等緊急時刻，則每縣可推舉一人來與聞決策?？梢哉f，在《代議然否論》里，章太炎粗略描繪了一幅他心目中未來中國理想的政經制度。

章太炎強調：“吾黨之念是者，其趨在恢廓民權。”他否定代議制，并非質疑民主的價值，更非為舊體制饒舌辯護，而是堅信在代議制之下，民權并不能真正得到伸張，所以他嘗試設計一套能夠真正保障廣大民眾基本權利，代表廣大民眾切身利益的制度。在他看來，這一新的制度所體現的精神，一為“抑官吏，申齊民”，一為“抑富強，振貧弱”。在戊戌變法期間，梁啟超等人提倡興民權之前，先興紳權，強調士紳應擔負起救亡圖存的政治責任，梁氏及其同好所任教的湖南時務學堂，就是這一思潮的具體實踐。一開始，章太炎亦參與其中，鼓吹變法，認為“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材，謂之革政”，希望能“以革政挽革命”。“義和團運動”之后，章太炎對清廷一系列乖張舉動痛加抨擊，立志走革命之路的同時，對以士紳為代表的“秀民”、“俊材”也深感失望，認為后者不能完成救國救民的時代任務。對基本來源于士紳階層的新式學生，他也認為不過是“知識愈開，則志行愈薄，葸怯愈甚”，彼輩高談新政不過是借《詩》《書》以發冢，用來博取名利而已。因此，他將革命擔當者的重任寄托到廣大民眾身上，在《革命道德說》等文章里，章氏強調只有下層的民眾才最具備道德水準，最富于革命斗志，他希望的革命，是喚起廣大民眾共同參與的政治運動，抨擊豪右、富民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剝削與壓迫，在這一點上，他揚棄了戊戌變法以來改革派的政治主張。

此外，近代中國士人了解、接受西方代議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從“通上下之情”的角度來著眼的，即視其為可有效將“民情”上達天聽，使君臣上下溝通無礙，達到為政以公，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有效的社會動員。但依章太炎之見，基于從廣大民眾角度思考政治問題的立場，代議制度會異化為統治集團與地方豪強聯合起來壓迫底層平民的暴力機器，并且在形式主義的選舉之下，這種壓迫還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被視作符合歷史進程的“公例”。正如論者所言，在章太炎筆下，代議制原是為了擴大民權，但實則卻將經濟上的不平等擴大到政治上的不平等，造成新的社會等級結構，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的政治與經濟控制。因此，章氏在制度設計中，對掌握權力與資本的群體有十分嚴格的限制與監督，就是要防止后者侵犯廣大民眾的利益，讓“民權”能真正在政治行為中體現出來，此即“建國設官，惟衛民之故，期于使民平夷安穩，不期于代議”。

值得注意的是，在章太炎的制度設計里，司法體系的執行者被稱之為“法吏”。關于這一群體，章太炎認為與中國古代的法家傳統一脈相承。在他看來，太古治民之官，獨有士師，隨后由士師分其權，長民者謂之吏，治事者謂之司，法吏之職，由是焉出。因其擅長書契文史，故聽訟決獄，亦有兼顧，公牘往來，潤色文字，尤非法吏莫能為，久而久之，其地位在整個職官體系中愈顯重要，同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政治傳統：

鋪觀載籍，以法律為《詩》、《書》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于國家者，不在經國遠猷，為民興利，特欲綜核名實，略得其平耳。是故韓、范、三楊為世名臣，民無德而稱焉。而宋之包拯、明之況鐘、近代之施閏章，稍能慎守法律，為民理冤，則傳之歌謠，著之戲劇，名聲吟口，愈于日月，雖婦孺皆知敬禮者，豈非人心所尚，歷五千歲而不變耶？

影視作品中以吏起家的況鐘  圖片來源：紀錄片《蘇州史紀》

在章太炎看來，法家傳統對中國古代政治的有效運作助益良多，特別是其中顯現的“綜核名實”、“為民理冤”等特點，在今世真正能體現民眾利益的民主制度中同樣可起到積極的作用。在刊登《代議然否論》之后不久，章氏1910年在《學林》雜志上發表《秦政記》一文，表彰秦政打擊封建貴族，保障社會流動得以維系，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讓真正有基層行政經驗的人進入領導階層，促進官員隊伍的不斷更新，這些觀點可視為對《代議然否論》的補充與完善?？傊绿仔哪恐械牧挤乐?，是將中國古代的制度傳統與近代對平等、民主等政治理想的訴求有效結合，既否定了中國古代帝制，又克服源自近代西方的代議政治之諸弊病。

在《代議然否論》里，章太炎還指出：“今之務在乎輯和民族，齊一語言，調度風俗，究宣情志”，讓“民族親如昆弟”。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首要任務在于維持秦漢以來的大一統國家政權，特別是清代形成的領土版圖，動員廣大的社會力量，抵抗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侵蝕，讓中國擺脫日益加劇的危機，走向獨立自主。許多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展開，都與這一時代主題息息相關，也只有促進了這一過程，才能具備基本的合法性。章太炎所大力倡導的民族主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的。所以他強調：“今外有強敵以乘吾隙，思同德協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則曰以四百兆人為一族，而無問其氏姓世系。為察其操術，則曰人人自競，盡而股肱之力，以與同族相系維?！被诖?，章太炎認為如果為了推行代議制而實行美國式的聯邦制，將會人為地制造中國各地相互隔閡，特別是“濱海通商之地，其民羯羠不均，顧有反賤其宗國，而厚愛歐美人者”。這樣的區域如果擁有過多自治的權利，中國認同將會進一步稀薄，極不利于凝聚人心，維系國家統一。換言之，民主政治的實現，應立足于中國作為大一統國家能夠有效運作的基礎上，而非與這一基本前提相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