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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了權力的舊原則，就必須確立權力的新原則，這是一切試圖長治久安的權力擁有者必須遵循的政治邏輯。卡塔爾君主篡位之后，在1996年之后施行大眾政治改革，乃是其權力結構在現代政治框架下必須進行的調整，而卡塔爾的巨額石油財富和極其有限的人口，也讓該國能夠通過豐厚的福利，使君主權力的合理性扎根于大眾政治卻不產生難以控制的負面后果。

不過，一旦卡塔爾君主的權力合法性，變成了源于大眾政治的認可，那么，作為權力政治一部分，該國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不被大眾的偏好所左右。

權力原則決定外交原則——卡塔爾的大眾政治原則外交

任何擁抱討好大眾政治原則的專制君主，其政策都不可能掙脫大眾政治之影響。這種政治效應，在最易被輿論所關注的外交政策上尤為明顯。

奧地利外交家胡布納，曾在1857年寫給奧地利皇帝的奏折中，闡述了大眾政治原則下專制君主拿破侖三世外交政策之核心動力：“其僅視外交為保障其統治、合法其權位、建立其王朝之工具。任何可維持其威望之政策，凡能夠施行則必不放過。”

然而，構成大眾政治主體的民眾，大多數屬于現有社會秩序下的失意者，其個體并不需要對外交政策后果承擔具體責任，這就決定了大眾外交往往是激進意識形態和行事方式的擁抱者，其政策往往偏離現實利益的需求，或者超過地緣均衡所能容忍的范疇。

19世紀中期，基于大眾政治原則的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為了取悅同情市民革命的法國民眾，不斷支持尼德蘭、波蘭、德國和意大利、巴爾干等地的激進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引發了渴望穩定的歐洲其他君主國之普遍厭憎和仇視，法國的地緣環境也空前惡化

從這個角度看，以大眾政治原則為合法性的卡塔爾君主，在外交上屢屢采取迎合民意、同情激進意識形態的政治舉措，亦是基于同樣的邏輯。

無論是阿拉伯之春中對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甚至沙特、巴林等國示威民眾的同情或支持，還是要求沙特與伊朗兩大伊斯蘭強國實現伊斯蘭教的內部和解，抑或是對激進伊斯蘭勢力諸如哈馬斯、穆斯林兄弟會和胡塞組織的公開援助或者偏向，以及通過半島電視臺向阿拉伯世界傳播新聞自由的理念，實際上都是卡塔爾君主在自身政治原則下，為了迎合伊斯蘭世界的民意偏好并增強自身政治合理性而作出的外交舉措。

這些基于大眾政治的外交政策，的確極大地提升了卡塔爾1995年之后兩代君主的民望，卡塔爾君主也因此受到伊斯蘭世界輿論的普遍贊譽，其基于大眾政治的專制權力也因此得到了鞏固。但是，這些迎合大眾意識形態的外交措施，嚴重觸犯了西方列強和其他海灣君主國的利益。

大眾政治對海灣其他君主國和埃及的威脅——不能承受的風險

卡塔爾豐富的油源福利、稀少的人口，使得其君主權力能夠在福利政策的幫助下暫時適應大眾政治，但是，對于沙特、巴林和埃及這樣的國家來說，大眾政治的原則對其政治權力的穩定構成了極其嚴峻的現實考驗。

沙特的政治形態

據1992年的沙特阿拉伯《治國基本法》規定，沙特是由“真主的忠仆”阿齊茲·沙特及其后代子孫所統治的君主制國家，而《古蘭經》則是國家的最高憲法。這一規定保證了沙特君主專制權力的政治神性。

在君權神圣的原則下，安拉賦予的沙特王權既不需要受到民眾的認可，也無需被民眾監督，君主權力的更迭僅僅只需在王室內部做出協調。沙特國內沒有合法的政黨，至今僅在2005年舉行過一次地方選舉。另據2006年頒布的《效忠委員會法》，由阿齊茲·沙特國王的兒子或其繼承人組成的效忠委員會而不是國民組成的議會，負責監督沙特王權的更迭。

這種權力的形態以及沙特相對卡塔爾有限的石油財富，決定了卡塔爾君主對君權神圣的破壞以及基于大眾政治原則的改革和外交，乃是沙特君主權力的致命挑戰者。

巴林等國的政治形態

巴林國的君主是遜尼派，民眾卻有65-75%是什葉派。國王不得不依靠少數教派進行統治，其軍隊和警察一半以上來自巴基斯坦等國的遜尼派移民，在2011年2月的什葉派民眾大游行中，巴林國王依托沙特和阿聯酋的軍警才得以平息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