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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樣的社會文化轉型，使得中國科幻小說從一種有關于現(xiàn)代化的未來之夢，開始逐漸向更加復雜的社會現(xiàn)實靠攏。一方面，隨著大量歐美科幻作品的譯介，以及國際交流的不斷深入，中國科幻作家積極向歐美同行們學習，希望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代化、國際化、“具有人文關懷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并且相信科幻小說應該“關注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命運”，而不僅僅只是描述地方性經(jīng)驗；然而另一方面，這些講述人類如何面對外來威脅的故事，卻也同時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所說的“政治無意識”的作用下，將當代中國人的經(jīng)驗與思考、恐懼與希望編織其中。正如詹姆遜在談到烏托邦與科幻小說時所指出：“即便我們最瘋狂的想象也不過是經(jīng)驗的拼貼（collages of experience），是由此時此地的各種碎片所構成的。……從社會層面上看，這意味著我們的想象受到我們自己生產(chǎn)方式（或許也包括其中所保留下來的過去各種生產(chǎn)方式的殘余物）的限制”[7：xiii]。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中國科幻小說，其實并不一定比所謂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更超脫，而往往被某種沉甸甸的“現(xiàn)實的引力”所拖拽。

《科幻世界》

這一時期，以《科幻世界》雜志（其前身為創(chuàng)刊于1979年的《科學文藝》）為平臺，一批被稱為“新生代”的作家成為中國科幻的主力軍。這些作家大致可以被劃分作三組進行討論：

其一是出生于七十年代，于九十年代進入大學并開始科幻創(chuàng)作的青年科幻作家群體。他們的作品多集中刻畫某一“多余人”在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惡托邦中的個人遭遇和身心狀態(tài)，從中傳遞出對現(xiàn)代進步的質疑，對都市生活、工業(yè)景觀和機械化的厭棄，以及對失落的精神家園的懷舊感傷之情。

其二是何夕、王晉康、劉慈欣這三位常年工作生活于三線城市，具有工科知識背景的中年男性科幻作家。王晉康自己將他們三人的創(chuàng)作歸結為“核心科幻”，并認為這樣的作品最能夠體現(xiàn)科學之美[8]。而按照韓松的描述：“他們的作品，氣勢恢宏，場面遼闊，科學推理縝密，技術細節(jié)常常經(jīng)過嚴格的論證，情節(jié)生動，懸念迭起。他們關注宏大的主題，關心人類、地球和宇宙的命運，也關注國計民生。他們的作品充滿愛國主義激情，激揚著道德評判，耽于幻想而又永不失現(xiàn)實之感”[9：9]。

其三則是從事新聞工作的韓松，其作品充滿陰郁詭譎的寓言色彩，通過將本存在于“現(xiàn)實”和主觀世界中的多元、混沌、反常、非理性，釋放到科幻的異境中，從而喚起讀者對于當下世界的警醒，并由此叩問“人性”、“理性”、“科學精神”、“文明進步”這一系列神話光環(huán)背后的荒誕和不確定性。

在這些作家筆下，“進化/選擇”是一組出現(xiàn)率很高的關鍵詞。迫于“進化/進步”的壓力，一切智慧種族（人類、機器人、“人造人”、外星人），都不得不為了生存競爭而“不擇手段地前進”。這類以“物競天擇”為名的大敘事，將全球資本主義的市場法則，呈現(xiàn)為人力不可撼動的“自然規(guī)律”。在這唯一的游戲規(guī)則中，放棄“人性”成為種群生存和進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個人或集體究竟應該如何做出抉擇，構成故事中最為核心的矛盾。

在本文三到五節(jié)中，筆者將從“70后”作家劉維佳的一部短篇科幻小說《高塔下的小鎮(zhèn)》[10]出發(fā)，對當代中國科幻中的三個關鍵議題：空間形象、種族形象與英雄形象，展開進一步分析。

空間形象：從“田園”到“叢林”

在小說開頭，作者向我們展現(xiàn)了一座無名小鎮(zhèn)，鎮(zhèn)上的人們以農業(yè)為生，過著田園牧歌一般寧靜的生活。小鎮(zhèn)中央矗立著一座白色高塔。可以放射出死光，將一切企圖進入小鎮(zhèn)的生物當場擊斃。在高塔的防御范圍之外，則是一個弱肉強食的荒蠻世界，不同文明為了爭當世界霸主而征戰(zhàn)不休。盡管其中一些實力雄厚的部落一直虎視眈眈地覬覦這座小鎮(zhèn)，但他們的數(shù)次進攻都失敗了，只留下“生死線”之外成堆的尸體。

小說男主角“阿梓”（同時也是第一人稱敘事者），是一個在小鎮(zhèn)上長大，滿足于平凡生活的青年農民。他所暗戀多年的女孩“水晶”，卻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在大量查閱小鎮(zhèn)圖書館中的藏書之后，水晶告訴阿梓一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由于高塔的保護，小鎮(zhèn)上的生產(chǎn)力水平在過去三百年中都毫無變化，仿佛“凝固在時間的長河里”，而這樣看似幸福的生活，實則既沒有意義也沒有希望。小說結尾處，水晶下定決心走向外面的世界。而阿梓雖然內心中充滿糾結，卻依舊不敢踏出“生死線”之外，只能目送水晶獨自離開小鎮(zhèn)一去不復返。

對于烏托邦的想象常與原始的自然風光掛鉤（資料圖）

可以說，這篇小說留給讀者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于對高塔所分割開的“內部”與“外部”這兩個世界的刻畫。在女主角水晶看來，自己成長的小鎮(zhèn)“用自我封閉來逃避進化”，因而成為一個“沒有歷史”的地方，這種狀況讓她感覺到悲痛萬分：

三百多年來，小鎮(zhèn)上的生活幾乎完全沒有變化，商隊帶來的商品品種越來越多，可我們只有糧食；這小鎮(zhèn)沒有歷史，每一年都沒有什么不同，人們昆蟲一般生存和死去，什么也沒留下，沒有事跡，沒有姓名，沒有面目，很快便被后人徹底忘卻……[10：12]

與此同時，鎮(zhèn)上一群野心勃勃的青年們，則對小鎮(zhèn)之外的世界表達出發(fā)自內心的認同：“大的文明勢力吞并小的文明勢力，將來的世界必定將為它們其中的某一個所獨占或被幾方瓜分。創(chuàng)造歷史的只可能是強者，弱者只能充當鋪路石……”這種不甘和躁動，令年輕人們不滿足茍安于小鎮(zhèn)中，而一心渴望“加入強者的行列甚至駕凌于其上”[10：12]。

對于這樣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層面進行解讀：表面上看，這仿佛是一則關于人類文明的抽象寓言，“退守”與“進化”，“田園”與“叢林”，“農業(yè)文明”與“游牧文明”，構成經(jīng)典的二元對立。

繼而，這樣的對立會讓人聯(lián)想起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所作出的，關于“有歷史的人種”和“非歷史的人種”的論述。梁啟超接受了黑格爾有關中國外在于“世界歷史”的觀點，并且指出“競爭”是人類歷史進步的“公理”，也是一個民族走向世界歷史的驅動力。在這樣的二元結構中，古老中國因為喪失了競爭力而退出歷史舞臺，成為停滯而落后的“非歷史的人種”，而那些歐美民族則在競爭中保持著進化的勢頭，成為現(xiàn)代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11]。

再而，在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語境中，這一對立再度以“黃色農業(yè)文明”和“蔚藍色海洋文明”的面目泛濫于大眾文化中。為了“與世界接軌”，當代中國人不得不擁抱作為冷戰(zhàn)勝利者的全球資本主義邏輯，并極為自覺地接受了一整套有關于“優(yōu)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話語。《高塔下的小鎮(zhèn)》中，那些年輕人們夢想“加入強者行列”的愿望，正與現(xiàn)實中一部分人渴望“走向蔚藍色海洋文明”的動機如出一轍。

最后，這種左右為難的痛苦思考，亦聯(lián)系著劉維佳本人真實的情感結構。作為一個曾在三線城市中艱難打拼的知識青年，他將對于轉型期中國的觀察和思考融入科幻寫作中，并不斷在作品中探討“進化”的殘酷與必然性，以及在此過程中被犧牲的弱勢群體。

可以說，《高塔下的小鎮(zhèn)》所描繪的這兩個世界，即便對于非科幻讀者來說也并不陌生：一個是代表著家園和棲居之所的“人”的世界，另一個則是巨大而冷酷的“非人”世界，由于“進化/進步”的歷史階梯，已先在決定了二者之間的等級秩序和發(fā)展方向，因而前者不論如何也無法避免被后者擊潰和侵吞的命運。這幅歷史圖景，其實早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chǎn)黨宣言》中即已得到生動的描繪：

它（資產(chǎn)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chǎn)階級的生產(chǎn)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chǎn)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chǎn)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tǒng)治。……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chǎn)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12:276]

作家劉慈欣

在當代中國科幻中，不同作者會以不同方式去展現(xiàn)這種“沒有選擇的選擇”，而這些故事背后的邏輯其實都如出一轍。譬如在劉慈欣筆下，“生存競爭”與“進化”常常被描述為普遍的“宇宙公理”，因而越是“高級文明”，其行為越是野蠻。在一篇名為《吞食者》的小說中，劉慈欣設想了一種靠不斷吞食其他星球而維持自身延續(xù)的外星文明，而地球則不幸地淪為犧牲品。一個幸存下來的地球人悲憤地質問道：“難道生存競爭是宇宙間生命和文明進化的惟一法則？難道不能建立起一個自給自足的、內省的、多種生命共生的文明嗎?”而吞食者則回答：“關鍵是誰先走出第一步呢？自己生存是以征服和消滅別人為基礎的，這是這個宇宙中生命和文明生存的鐵的法則，誰要首先不遵從它而自省起來，就必死無疑。”[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