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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阿梓與水晶之間的決裂，與其說體現了農民與知識青年之間的階級鴻溝，不如說是以自我分裂的方式，折射出后革命時代青年人最普遍的心理癥候，即個人與集體歷史脫離之后，對于自身選擇的質疑和無力感。正如安東尼·吉登斯所指出：“個人的無意義感，也即是那種生活沒有提供任何價值的感覺，成為晚期現代性背景下最基本的心理問題。……‘生存的孤立’并不是說個人與其他人分離，而是與一種實踐完滿而愜意的生存所需要的道德源泉的分離”[23：9]。盡管“我”渴望在超越個人生存的崇高理想中，獲得對未來的希望和完整的人生意義，但因為將個人與歷史總體性聯系起來的那種集體認同的缺失，使得“我”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因而在“70后”青年科幻作家筆下，我們看到的是對于集體命運的不確定，以及個體在其中的迷茫、糾結、追尋與幻滅。

與之不同的是，在“核心科幻”中，主人公的選擇則清晰地體現出個人對于集體與歷史的責任感，并通過承擔起這一歷史使命，而實踐某種有意義的行動。在此，或許可以暫且用一種略顯簡單化的類比，來對三位“核心科幻”作者筆下主人公的特點進行概括：

在何夕看來，科技必會釋放出野心家心中的貪欲，從而將人類推向毀滅和罪惡的深淵，因而英雄的職責便是封住地獄閘門，守護現世安穩。因此如果由他來寫《高塔下的小鎮》，那么性格孤僻的主人公將敏銳地察覺到，所謂高塔，其實是某個野心勃勃的科技官僚借以統治小鎮的陰謀，最終主人公憑借天賦異稟打倒反派，為被壓迫的小鎮居民帶來拯救。

在劉慈欣眼中，科學技術永遠與人類文明進步的信念聯系在一起，今天的科幻之夢將會是明天的現實，為此可以犧牲一切，“不擇手段地前進”。因此在他筆下，男主角將發動小鎮上有進取精神的科學青年們集體出走，最終建造飛船飛向星空，以實現人類的偉大夢想，以及精神層面的超越。

而對王晉康而言，由于“進化”是某種高于個人意志的“天命”，因此無論科學先知們是捍衛傳統還是推進變革，人類都將“沿著造物主劃定之路不可逆轉地前進，不管是走向天堂還是地獄”[24：8]。因此在他筆下，主人公將會分裂為一對同樣孤僻且悲情的科學狂人，其中一人獨自守護高塔的秘密，以維護小鎮上脆弱的現世安穩，另一人則出于對于集體的深切責任感，懷著糾結痛苦親手摧毀高塔，令鎮上的人們不得不離開家園，去殘酷血腥的生存競爭中贏取新的發展機會。

以上三位“核心科幻”作家的共同之處則在于，在他們的作品中，清晰地描繪出關于歷史的方向感，以及英雄對于這一歷史目標的信仰，也即是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當下的選擇是在以正確的方式對人類文明負責。因此，通過科學認知所洞察到的“歷史發展規律”或者“終極真理”，便成為這份信仰得以建構的基石。而“英雄”的形象——或者說“大寫的人”——亦在一個歷史縱深被再度打開的敘事空間中得以重建。正是出于對自己所占有真理的信仰，使得這些英雄們在一個有關“人”的主體性神話日益破碎的后現代世界里，孤獨而執著地，朝向他們心中那遙遠卻并非不可抵達的歷史終極目標，一步一步走去。

與“核心科幻”作家相比，韓松的獨特之處，正在于他質疑這種建立在進化觀念上的終極目標。在一個名叫《受控環》的短篇故事中，韓松描寫了一幅寓言般的歷史圖景：人類王國與機器王國交替出現，如同鐘擺周而復始。每次變化發生之后，全體國民們都喪失了記憶，忘記自己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前來這里試圖拯救這個王國的“控制論專家”向“海洋王”指出：“你們隨時間而變化，卻不能隨時間而進化”[25：280]。“不能進化”正是韓松作品中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般的意象。沒有方向，沒有救贖，沒有彼岸，沒有烏托邦，有的只是周而復始，一次又一次回到原點的循環。這種噩夢般的恐怖，讓韓松對現實中一切看似欣欣向榮的“進步”都充滿焦慮。

在一次訪談中，韓松提到，如果要編一個中國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其中最挑戰想象力的部分，不在于英雄的個人能力，而在于“他要怎么去打破一個輪回的宿命。”

結語：后革命時代的民族寓言

阿蘭·巴迪尤在《共產主義設想》中，以一種充滿警示的語言這樣描繪當前世界的危機和知識分子的使命：

從很多方面來看，今天我們更加接近于19世紀的問題，而不是20世紀的革命歷史。各種各樣19世紀的現象正在重演：大范圍貧困，不平等加劇，政治蛻變為‘財富儀式’，大群青年中的虛無主義，眾多知識分子的奴性屈從，那些探索如何表達共產主義設想的的實驗主義小團體，正遭到圍攻和圍困……[26:41-42]

在此意義上，中國于冷戰終結之際加入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似乎確如《高塔下的小鎮》所描述的那樣，是從“田園”走向“叢林”，從社會主義走向“野蠻資本主義”，而不得不重新面對巴迪尤所說的“19世紀的問題”。在此過程中，工業與后工業社會的種種弊端——貧富分化、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信息過載、經濟動蕩等等——都漸次顯影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而這些問題和危機，無一不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癥候式體現。

與主流文學和其他通俗大眾文學相比，九十年代以來科幻小說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將被壓抑的危機意識災難化、總體化、具象化，將滲透入人們日常生活中難以言說的荒誕感與不安全感，顯影為“非人”力量的威脅。與此同時，這些作品的另一個特征，則是在當前晚期資本主義取得全球普遍勝利的境況下，對于另類可能性想象力的喪失，是無力從危機中尋找突圍之路的脆弱感和無助感。

正是這一具體的歷史情境，令筆者嘗試從“后革命時代的民族寓言”這一角度來剖析當代中國科幻。這些作品往往從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危機感出發，通過想象人類文明的災難與困境，去觸及當下資本主義文明的總體性危機，并在對于危機的想象性解決中，展現出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立場與道德選擇。

在詹姆遜看來：“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和力比多驅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27：523]。我們可以同樣從這一角度，來描述當代中國科幻的民族寓言特征：

在當代中國的科幻文本中，甚至那些看起來超越了政治目的和功利主義的要求，超越國家與民族“小我”，以“全世界人類共同命運”為書寫對象的文本，依然或隱或顯地以民族寓言的方式表露出文化政治的訴求——在這里，“個人遭遇”、“種族存亡”與“人類集體命運”，與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文明總危機與民族國家立場之間，通過一系列轉喻和隱喻，呈現出復雜糾纏的多重耦合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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