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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我革命精神就是初心：初心、自我革命精神所具有的文明普遍意義

中國共產黨繼承并發揚中國文明固有的強調嚴于修身、自我革命的偉大的德性政治傳統，極端重視“黨要管黨”的黨的自身建設。

黨的建設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將依規治黨的制度建設貫穿于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作風建設、組織建設、紀律建設、反腐倡廉建設之中。其中政治建設被放到了“黨的根本性建設”的首要位置，正在于中國文明傳統與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傳統這兩個新、老傳統對于政治優先性的強調。作為政治與教化的治統與道統，乃是中國文明最為重要的兩端，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放在“新治統的建構”的文明史視野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在新老兩個傳統中，政治離不開教化，政治在根本上離不開思想教育、思想覺悟，中國共產黨強調思想建黨，這就是思想建設作為黨的基礎性建設的要義所在，而黨的思想建設同樣要放在與“新治統的建構”一體的“新道統的建構”的文明史視野中，才能得到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政治建設、思想建設最終要落實到黨員干部的作風建設上來，黨的作風建設包括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生活作風。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過程中，形成了黨的優良作風，并在黨的七大上被總結、提升到理論的高度，這就是毛澤東概括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三大作風的形成殊為不易，有如王陽明當年自述其“良知”之說乃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中國共產黨得出三大優良作風所經歷的百死千難，較之當年的王陽明，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黨的作風問題根本上是黨性問題，所以作風建設根本上是黨性修養問題。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作風的直接而迅疾的影響力，猶如風吹在草上的作用一樣，黨員干部的作風對于廣大群眾而言是最直觀的，體現了黨員對于群眾的先鋒模范作用，并最終落實在具體工作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風關乎“黨的形象和威望”，“黨的作風就是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自我革命精神是黨的建設的最根本的精神，延安整風運動成為黨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典范，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道統”。

正是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通過黨員干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學習來改變作風的傳統。“細致”的“延安整風教育了干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作風問題具有反復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所以作風建設需要像延安整風一樣來進行經常性、集中性教育學習活動，從而不斷保持、增強黨員干部的覺悟，這是一種自我革命的精神，是永葆“初心”的根本保證。

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通過黨員干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學習來改變作風的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指出，“強大的政黨是在自我革命中鍛造出來的”。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永葆初心，正是中國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國共產黨才能成為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所說“中國共產黨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包括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內的“自我革命”以及“全面從嚴治黨”，正是作為中國文明核心原典《五經》之首的《周易》首卦乾卦《大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文明原理，所謂“自強不息”乃是“嚴于求己”；而這也是對《大學》所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其德”的偉大文明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廣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乃是對乾卦卦辭“元亨利貞”的解釋，“元”是初心，“全面從嚴治黨”的自我革命精神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員的初心。乾卦代表“天”，中國文明的“天人合一”意謂人道取法天道，具有著文明普遍性意義。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自我革命精神，乃是對中國文明傳統在現代的繼承與發揚光大，同樣具有古今連續的文明普遍意義。

5. 新內圣外王之道：新時代黨的建設形成了“新道統”、“新治統”與“新政教傳統”

新時代黨的建設一以貫之的一條主線是“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文明“內圣外王之道”的繼承與發展，也就是建構黨的新內圣外王之道。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為“內圣”，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為“外王”。“內圣”是為了“外王”，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最終也要落實為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

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建設中形成了新道統、新治統，形成了新的政教傳統，但又是在繼承中國文明傳統基礎上對“其命維新”的新創造。

6. 政策與方法來自根本態度以及“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與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

（1）中國共產黨極端重視工作方法的優良傳統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線，政策需要執行、落地，而政策的執行、落地則需要工作方法，“政策”與“方法”二者同等重要。中國共產黨從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開始，就形成了極端重視工作方法的優良傳統。翻開《毛澤東選集》，我們看到《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一篇篇強調工作方法的文章，工作方法也就是領導方法。新中國成立后，到1958年1月毛澤東則寫下了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2）政策和方法來自尊重人民的態度與初心

方法從哪里來，方法是技術問題嗎？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于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政策和方法都是來自尊重人民的態度，也就是今天講的初心。毛澤東在1960年11月在《徹底糾正“五風”》一文中要求“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同時“又把政策交給群眾”。

（3）“高屋建瓴”的主動權來自于“實事求是”與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多次強調“方法對”，而“方法對”這一條的前面又排著另外兩條，即“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情況明”，擺在第一條的位置，是因為“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決心大”是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

毛澤東指出，有了好的政策，還要有建立在實事求是、“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基礎上的“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他說：“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做調查研究比較認真一些，注意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通過調查研究，情況明了來下決心，決心就大，方法也就對。方法就是措施、辦法，實現方針、政策要有一套方法。這三條里頭沒有提方針、政策，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方針、政策。有了好的方針、政策，你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還是等于沒有。”毛澤東強調“高屋建瓴”的主動權來自于“實事求是”：“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員是實事求是的典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典范”。

毛澤東以第二次反“圍剿”的切身例子來生動說明，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他說：

“要鼓起群眾的干勁。同時鼓起干部的干勁。干部一到群眾里頭去，干勁就來了。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圍剿’的時候，兵少覺得很不好辦，開頭不了解情況，每天憂愁，我跟彭德懷兩個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的四軍、三軍打正面，打兩路，你的紅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調查研究就會有辦法，大家回去試試看。”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中國共產黨注重工作方法的優良傳統，2016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做了學習《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的重要批示，對各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成員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重溫這篇著作提出明確要求。這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向全黨推薦毛澤東同志的單篇著作，這也與習近平特別重視“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有關，他對此深刻地解釋說：“這是因為，對于我們這么一個大黨來講，不僅要靠黨章和紀律，還得靠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這些規矩看著沒有白紙黑字的規定，但都是一種傳統、一種范式、一種要求。”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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